對於斯大林的政治綱領來說，不幸的是，他在東歐的目標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兩者之間有著潛在的矛盾。美國在1940年和1942年對斯大林併吞波羅的海國家明確地表示反對，而且在正式場合始終沒有改變這一立場。更為關鍵性的則是波蘭問題。斯大林希望在波蘭建立一個親蘇的政府，可以指望它反對德國，支援俄國。他打算把德國領土移交給波蘭，並鼓勵波蘭人把這些領土上的德國居民趕出去，希望透過這種手段在波蘭建立一個親蘇的政府，這樣既能補償波蘭以前割給俄國的東部幾省的損失，又能在新波蘭和德國之間造成永久的不可調和的仇恨。由於害怕德國的復仇，波蘭人將無可奈何地被迫支援俄國，並接受俄國的支援。
現在無法斷言，當時斯大林對俄國鄰幫中共產黨的未來任務究竟作何打算。蘇聯政府幾次否認對波蘭或其他鄰國有改革其社會秩序的任何企圖。斯大林於1944年10月對米科拉伊奇克說：“共產主義不適合于波蘭人。他們具有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波蘭將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接著，他又告訴他的吃驚的對話者：他將命令波蘭共產黨不要企圖透過革命來奪取政權。我們不能確定，斯大林是否會如此坦率地講過這些活，但是，從他的日常政策來看，在整個1944年中，他很希望同波蘭、羅馬尼亞和其他處境相同的國家中的非共產黨集團達成圓滿的協議。直到1952年寫本書的時候，這種政策證明在芬蘭是成功的，看來在一段短時間內在捷克斯洛伐克也獲得成功。或許斯大林希望，東歐各國共產黨在戰後將變得足夠強大，可以透過在國內否決的辦法來阻止這些國家的政府可能產生的反蘇傾向。他對最近的將來所想望的也不過如此而已。
如果我們這樣說是公正地闡明瞭斯大林的目標（鑑於這方面事情的性質，只能加以猜測），那末他無疑希望，這些目標將為西方列強所接受。事實上，如果斯大林能說服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接受做他所指派給他們的角色，那末英美兩國很可能已經同意斯大林的綱領了，但事實證明，如果他不用高壓的干涉手段和粗暴地漠視民主政治的細節，他就無法達到這些目標。
在保持同西方列強的友誼和使俄國西部邊疆在政治與軍事上變得穩固這兩個目標之中，斯大林選擇了後者。他可能從未審慎冷靜地考慮過而作出了這個抉擇。他寧可堅持邊疆的安全而逐漸失去英美的同情，他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等到發覺時已經太晚了。
我們可以設想，斯大林認為自己完全可以隨意破壞西方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則。他大概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原則不過是陳詞濫調，適合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胃口時，他們便加以利用，正如斯大林本人對布林什維主義的口號一樣，或者利用，或者在需要時故意忽視。事實上，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可能更加低估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實性。難道他不知道西方民主是資本主義剝削的遮羞布嗎？難道他沒有看出英美統治階級為了自私的利益而操縱民意嗎？
如果斯大林確實按照上述方式藐視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實性，那末西方對於1944年和1945年他在波蘭和羅馬尼亞行動的反應，一定會使他大為吃驚。英國和美國曾經鄭重宣佈，它們願意同俄國合作，可是現在它們卻以民主自由和公民權利的名義，支援俄國在東歐的敵人。這種行為只能說明，它們幾乎不加掩飾地用宣傳來攻擊蘇聯，此外還能作何解釋呢？除了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次背信棄義的行為外，又能作何解釋呢？
然而，這些事態的發展是緩慢的，俄國同西方的分裂現象在1944年僅僅是忽隱忽現。美國政策的消極性，尤其在關於東歐的問題上，或許促使斯大林認為，就美國而言，他將繼續不受約束。在1944年，只有英國和溫斯頓·丘吉爾是俄國實現其計劃的嚴重障礙。
1944年英國政府想在歐洲政治方面起作用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英國民意和英國政府懇切地希望（象美國已直率地表示的那樣）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將從戰爭中誕生。在這樣的新世界裡，主要盟國之間的和睦關係，以及一個國際組織的合法權力，將使國際政治的傳統形式變得過時。況且，丘吉爾的政策中一條主要的原則是，要儘可能保持美國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堅決的支援。
但是，英國首相非常不信任俄國，他懷疑斯大林實際上是否會按羅斯福所希望的條件同世界各國進行合作。同時，他看出斯大林準備在東歐建立勢力範圍，因而擔心俄國勢力可能進一步擴張到西歐本身。防止這種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