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宗教的立場，避免採取任何政治的或黨派的行動”，但是，面對著一套極權主義的綱領，證明這種政治上中立的政策是很難維持的。德國人不相信教會，這從佔領初期他們搜查和沒收主教辦事處和宗教團體的檔案便表明出來了。在東部，幾乎不可能期望地方教士們不同情從洛林被趕出來的居民。坎佩爾的主教對納粹策劃的布列塔尼分離運動發出了抗議。德國人企圖鎮壓“天主教行動黨”各組織活動的嘗試，遭到了頑強的抵抗。不論法蘭西行動黨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從天主教徒那裡得到什麼樣的支援，教會本身對於種族憎恨的教導卻不能鼓掌叫好，儘管在1942年夏季以前，除了一些個人提出的抗議之外，教會在反猶太問題上始終沒有表明立場。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費加羅報》上，多明我會神甫在《青年評論》上，都發表了具有相當獨立見解的文章，天主教民主黨人在對德國權力的讓步中沒有受到損害，又沒有同維希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們的勢力不斷地增長。1941年7月，《今日報》把他們描繪為民族革命的最機警、最狡猾的敵人。到了1942年4月，合作分子的出版物竟然宣稱，法國的青年已被拱手讓給了“法德之間的任何協定的不可調和的反對者”天主教民主黨人。然而，這種發展只是緩慢而來的，在1940年，教會還是貝當政權的支柱之一，大多數天主教徒都盼望新法國會體現他們的社會與政治理想。
在研究“民族革命”的歷史時，它的建設性成就同表達它的理想的那種誇張的、但不一定不誠懇的語言比較起來，再同維希政府一心從事的破壞工作比較起來，就一定會顯得是微乎其微的。除了變更機構之外，它同樣急於要改變主持這些機構的人。所有的革命都要搞清洗，民族革命首先是清洗官員，特別是針對三種人——非法國血統的人，共濟會員和猶太人。反共濟會的運動由歷史學家貝爾納·費伊接過去作為一種個人拿手的本領去辦理。他在《公報》中以整欄整欄的篇幅刊載出被指控為共濟會要員的名單，他的活動在下級行政人員中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法蘭西行動黨的宣傳長期培植的反猶太主義是第三共和國時期右翼政黨手中的陳腐的課題之一。在巴黎，法蘭西人民黨組織的反猶太示威幾乎在停戰協定剛簽訂後立即就搞起來了。合作分子的報刊從一開頭就大喊大叫反對猶太人，同時德國人也採取了日益嚴厲的措施。在法國非佔領區，推動反猶太的力量，實際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樣，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動地接受而已。第一個不祥之兆是，1940年8月27日廢除了1939年4月頒佈的那項禁止種族誹謗的法令。10月間，制定了一項說明種族概念的法律，不許猶太人擔任一切官職、教學工作、由政府津貼的工業部門的工作，以及出版物、電臺和電影院的管理工作，並定出從事自由職業的猶太人的百分比。這是一長串反猶法律的第一項。同時，廢除了授予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以法國公民權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這時主管大員還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猶分子，這項立法還准許有許多可以豁免的情況，被解除公職的猶太人仍舊有權領取年金，暫時還發給他們補助。除《法蘭西行動報》外，維希報刊對這個問題一般都是避而不談的。
1941年3月29日，維希的主要反猶分子之一，格扎維埃·瓦拉，受命掌管一個新成立的猶太人事務委員會。6月間，更加嚴格的限制條例取代了10月的那些法律，把猶太人從許多職業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銀行、證券經紀、廣告、新聞，以及已經列舉過的各種管理職位。在諸如法律、建築、醫藥等行業中，猶太人的限額規定為百分之二，在高等學校中規定為百分之三。最為不祥的是，6月間，地方當局還頒佈了勒令所有猶太人進行登記的法令。雖然有了這些措施，非佔領區的反猶活動仍然遠遠落後於德國人所規定的標準。
維希政府當然繼續開展反對共產黨的運動。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產業全被沒收。1940年秋和1941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謂共產黨人。儘管這樣鎮壓，秘密出版的《人道報》仍有很大的銷路。1940…1941年的冬季，經濟情況、低工資、糧食匾乏、失業，都有利於地下共產黨宣傳的傳播。到了1941年5月，據報道大約有三萬名共產黨員遭到監禁，佔領區一萬八千名，非佔領區一萬二千名。不過，這個數字並不全然可靠，這從下述事實便可獲得證明：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傳播了戴高樂派的宣傳”，這是當時任何一個遵照黨的路線辦事的共產黨員決不會想到去幹的事情。
維希最恨的還是戴高樂將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