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作正面攻擊。巴黎的德軍司令馮·肖爾蒂茨將軍也同樣急想避免一場巷戰和因此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壞。賴伐爾在離開巴黎時，把權力交給了一個合作分子，市政委員會主席。據此人說，馮·肖爾蒂茨暗中商定逐步撤走他的部隊，不槍殺人質，並且不進行不必要的破壞。與此同時，鐵路工人於8月10日開始罷工，其後一週內，驅逐德國人的熱潮遍及巴黎全市。市內市外的抵抗運動領袖們都急想搶在盟軍成立一個行政機構之前，自己解放這座城市，以恢復法國的威望。8月18日，共產黨人四處張貼告示，號召巴黎拿起武器來，這是一個決非沒有政治考慮的舉動。共產黨1940年的奪取政權的計劃是立足於法國戰敗而制訂出來的，結果未能成功，可是在1944年，它的目標是要搶在勝利前面，這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機會了。在巴黎挺身而出的那幾千人遭受了重大的傷亡。唯一真正有組織的力量是巴黎警察，他們在這場鬥爭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德國人在剩下的那一點時間裡仍然有可能粉碎這場起義，摧毀這座城市。巴黎逃脫了這種命運，是因為馮·肖爾蒂茨在阿貝茨的默許下沒有聽從下達給他的命令（希特勒命令他毀掉一切）。透過瑞典領事諾德林的調停，締結了一項停火協定。法國和德國的廣播車周遊全市，宣佈在巴黎境內停火，本來只是零星的和區域性的戰鬥便停止了。但是，馮·肖爾蒂茨（他在德國的家屬將因為他公然違抗命令而遭殃）只准備把巴黎交給正規部隊。幸好盟軍最高統帥部這時已授權勒克萊爾師進軍巴黎，於是馮·肖爾蒂茨於8月25日代表德國駐軍簽署了投降條款。第二天，戴高樂進入巴黎，他在無法描述的熱情場面中步行走過香榭麗舍大街，終於同在法國國內戰鬥了那麼久的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會合了。奧方海軍上將取出貝當很早以前簽署的一份檔案來，希望成立一個和解政府，但是，戴高樂一向就不是一個肯和解的人，他對這一提議置之不理。他對法國有約在先，絕對不同維希達成任何諒解。國內外的抵抗運動現已匯合在一起了，於是法國從解放的時刻起便有了一個政府。
這時候，處於佔領國的壓力和法國國內抵抗運動與國外盟軍的打擊的兩面夾攻中的維希政權已經漸漸土崩瓦解了。在貝當這個姓名提供的延續不斷的外表下，這個政權從1940年到1944年一直就處於幾乎是不斷在變動的過程中。一個集團接著一個集團退出了力量懸殊的鬥爭，或是由於德國人的反對而被攆走。貝當自己的態度卻是在1940年就已確定了，直到最後基本上仍是沒有什麼改變。在審訊他時，有一個證人說，他的一成不變的主張是，認為他的任務在於“儘可能使佔領的嚴酷狀況減輕一些，使自己成為佔領者和法國人之間的一種盾牌”。在這整個時期中，德國人一直威脅說要迫害法國戰俘，以此來對他進行訛詐。當他的合作者在德國人的壓力下，或是由於他們自己變節或失望，一個接一個離開他時，他的地位變得日益孤立了。唯一的自始至終追隨他的顧問就是他的侍從醫生梅內特勒博士。這個人雖然沒有擔任官職，但是。人們公認他對貝當具有頗大的影響，在德軍佔領的後期尤其如此。
同這位元帥並起並坐、彼此都身不由主地被一種勉強的同盟關係聯結在一起的就是皮埃爾·賴伐爾。也許，貝當並非不願意有他這個眼中釘來當政府首腦吧，因為這樣一來，那種由於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局面所召來的衝擊便會落到賴伐爾頭上，而不會落到他這個國家元首的頭上，是不是這樣呢？他自己每天在維希可以不帶警衛，安靜地散步，而賴伐爾卻不得不在嚴密的保護下才敢外出，貝當是否因此而感到難受呢？賴伐爾雖然在輿論界信譽掃地，他仍能保住官職，那不過是因為德國人找不到一個比他更為有用的人來代替他，或許也因為他在四面八方樹敵過多，丟掉官職，他就毫無希望了。他死心塌地投靠德國人，同他們合作，他已經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了。而且，憑他的陰謀家的名聲，人們定會以為他圓通善變而不大固執，其實他倒是比較固執而不大善變的。直到極晚的時候，他似乎還幾乎令人可憐地堅信德國人在歐洲是不可戰勝的。他也有勇氣，並且對自己憑著聰明機警在最後一刻能夠擺脫任何困境的本領具有幾乎不可壓倒的信心。等到不可能再相信德國人必定勝利以後，賴伐爾有一度曾經浮泛著一種幻想，以為他可以在敵對勢力當中起一箇中間人的作用。阿貝茨說，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新的塔萊朗。1944年春，他還向德國人建議，由他出面充當德國人和盟國之間的“誠實的掮客”。6月間，他曾經計劃透過馬德里建立聯絡。他甚至企圖在德國和蘇聯之間發起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