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能夠使這個倒臺的部長不受維希警察的控制，而由黨衛隊來保護他。阿貝茨也堅持要貝當同賴伐爾單獨會見一次，這是元帥一直切望避免的事。阿貝茨還堅持要德·布里農接替德拉洛朗西將軍為維希駐巴黎的代表。進一步的措施必須等裡賓特洛甫就所應遵循的方針作出決定以後再說。
與此同時，在維希把賴伐爾搞下臺的人們並沒有接替他原來的職位。由達爾朗、弗朗丹和亨茨格組成的三頭政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接下來爭取掌權的並不是弗朗丹，而是達爾朗。達爾朗認識到德國人仍然是當時形勢的真正主宰，便極力想取得他們的信任。12月25日，他在博韋近郊的一列火車上見到了希特勒，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法德合作派，但是，德國人這時並不急於作出承諾，而寧願讓維希懸慮不安。當時控制著巴黎的報刊和電臺的是一批五花八門的極端親德分子，這些報刊和電臺的觀點當然完全是親納粹的，因此，德國人手頭還有另一張牌好打。
維希和巴黎所表現的政治傾向涇渭分明。維希的主要輿論趨向是屬於戰前的保守的和天主教右翼的。代表左派的只有《奮鬥報》，這是停戰協定簽訂後在一批社會黨眾議員的支援下，由《人民報》以前的編輯斯皮納斯主編髮行的一份報紙。這份新社會黨的報紙宣揚同德國合作來創造一種歐洲新經濟秩序，它在維希沒有什麼影響。另一方面，在維希如此強大的戰前的右翼，在巴黎那些主張同德國合作的分子中人數很少，只有蒙面黨的一小批狂熱分子。從前的蒙面黨人已分裂成兩派，右翼的“自衛委員會聯盟”支援維希政府中的反動分子，而由德隆克爾領導的較有革命性的“革命行動秘密委員會”則參加了巴黎合作分子的隊伍。正如勒巴特根據他的觀點所說的那樣，有“一個健康的巴黎蒙面黨，另外還有一個令人傷心地和瘋狂地維希化的‘英國蒙面黨’”。除去少數這些右翼狂人之外，巴黎合作分子的領袖大都是和平主義者、新社會黨人和戰前左翼的前共產黨人。他們主辦的刊物中有和平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喬治·絮阿勒主編的《今天報》。德國人辦的、旨在迎合工人階級的一份假社會主義報紙《勞動中的法國》，毫無成就，1941年11月由《社會主義的法國》取代。它堅持純粹由法國人來管理，並宣揚一種獨裁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和以法德合作為基礎的歐洲革命。一群屬於法國總工會中前工團主義和和平主義派別的工聯主義者，在北方工會聯盟總書記喬治·迪穆蘭領導下，創辦了《工地報》。一度是共產黨人屬望的新進人物、1934年同共產黨決裂並於1936年組成法蘭西人民黨的雅克·多里奧，則是《人民呼聲報》的社長。
如果說左翼的合作分子還有一個領袖的話，那就是馬塞爾·戴阿，他的機關報就是從前激進社會黨的《事業報》。在1940年7月的國民大會上，他曾提出成立一個統一黨的計劃，但是，貝當及其右翼顧問們全對戴阿十分猜疑，設法避開了這個建議。9月間，他把《事業報》搬回到巴黎這個較為適合的環境中，在那裡同維希的報刊，尤其是同《法蘭西行動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他參與了對英國人和美國人，對猶太人的高明理財手腕，對華爾街、共濟會和君主主義的全面抨擊，並主張建立一個以極權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統一的歐洲，法德兩國就在這個新歐洲中進行合作。他對民族革命的支援並沒有使維希動心。在《法蘭西行動報》看來，他是一個“假改宗者”，他的陰險手段比共產黨搞的地下密謀還要危險。
維希懷疑戴阿並沒有錯。賴伐爾倒臺後，在德國人用以作為對付維希的武器的巴黎幾個合作分子頭目中，有一個便是戴阿。阿貝茨提出的口號是，維希在12月13日背叛了法國的利益，貝當的政府已被一些教會和反動勢力所統治。作為反擊，包括戴阿、多里奧、呂歇爾、德隆克爾、絮阿勒、馬爾凱、卡塔拉、讓·豐特努瓦等在內的一群人於1941年1月24日在巴黎成立了全國人民聯盟。這個新運動的綱領包括下列幾項：法國同德國自由合作參與歐洲事務，保衛法蘭西帝國，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加強權力，恢復道德和家庭生活，精神復興，保護種族，實行計劃經濟，提高生活水平，消滅失業，在國家的保護下組織工會，以及消除世界主義的文化影響等。現在，巴黎的合作分子有了一個可以直接對付維希的武器了，德國人還鼓勵他們使用這個武器。因為他們不過是一個反對黨，可以把全副精力用於抨擊對手，他們內部的衝突沒有多大值得重視的實際意義。這種衝突於1941年10月導致了戴阿和德隆克爾的分裂，戴阿成了聯盟的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