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當回敬說，法國需要更多的軍隊和軍用物資。結果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會談結束時，戈林拒不接受貝當的一份備忘錄，而貝當則有失體統地把那份備忘錄硬塞進了這個納粹分子的口袋裡。《新時代》能夠有幾分合乎事實地抱怨說，法德關係在它所謂的“1940年12月13日的犯罪行為”以前，比在1941年底要好些。
維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認為它自己是一個獨立的政府，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政策。其實它越來越受著環境的擺佈，對德國人的壓力它至多也只能進行一場阻滯的戰鬥。在法國維持秩序並且透過法國人來統治這個國家，這對德國人當然關係重大，但是，歸根結蒂，問題還在於維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國人觸犯到由賴伐爾來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貝茨堅持的那樣，賴伐爾的存在是維希對德國俯首聽命——他說的是忠誠——的真正保證。當德國人發現貝當手中的唯一王牌——辭職，拒絕再當政府的名義首腦——是一張他並不打算打出來的牌時，他們就已經打贏這一局牌了。在這以後他們所要解決的僅有的問題就是防止有任何別人在維希變得勢力強大，可以代替貝當來打這場牌，並且決定讓誰來當貝當下面法國政府實際的首腦，成為他們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反抗和動盪不安，以及鎮壓的一無成效，凡此種種，都不免令人感到，達爾朗和沃爾姆集團都不是德國政策的最合理想的工具。看來還要再拖三個月，可是，到了1941年底，導致賴伐爾於1942年4月捲土重來的那場談判的舞臺已經佈置停當了。
1941年間在法國一直可以感覺得到的觀望主義精神有所增長，這個情況反映在1942年1月1日貝當的講話中。這篇講話似乎是想用法德合作去抵制戴高樂派的政策，所以敢於把法國稱為一個歐洲大國，並且暗示當時的局勢應使德國想到，需要修改一下停戰協定了。巴黎的報刊和電臺都攻擊這篇講話，德國大使阿貝茨的政策是想從維希取得更多願意合作的物證，這時他顯然擔心柏林方面對他這項政策的失敗會有所反應，於是拿出一份據說是達爾朗的提議來反擊貝當的講話。這項提議被認為是在貝當及其政府的主要成員的同意下提出的，說法國將站在德國一邊參加對英美作戰。提議的內容本來是要保持秘密的，等到宣戰的形式可以獲得輿論支援的時候再公開出來。伯努瓦…梅香和達爾朗的朋友海軍上將多特爾戰後都明確地否認有過任何類似的提議，並且就算達爾朗採取了這一步驟，也不可能相信貝當和其他的部長會同意這樣一項建議，因為這是同他們政策的整個趨向背道而馳的，他們的政策可以說是不惜任何代價要使法國不捲入戰爭。
事實上，這時候德國人在他們同法國的關係中，目標是比較有限的。鑑於軸心國軍隊在北非遇到的困難，他們已在1941年12月把朱安將軍召到柏林去，由戈林向他提出一項要求，要法國提供物資支援他們。他未置可否，等他回到北非後，便下令採取措施以防德國人萬一發動進攻。另一方面。達爾朗卻在原則上接受了德國人的要求，只在一些細節上稍作變動。他在1942年1月2日寫給埃斯特瓦的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態度是，主要目的在於防止法屬北非淪為戰場，因此用供應品支援軸心國部隊，使他們能夠阻止英國人，不讓他們打到突尼西亞邊界，這是符合法國的利益的。
儘管達爾朗採用了這種策略，維希政府總的說來卻並不打算對德國人的事業承擔義務。它在1942年初採取的一項積極行動是，終於開始在裡翁審訊戰爭罪犯了。其中有四個人——達拉第、勃魯姆、甘末林和居伊·拉尚布林（他是為了答辯對他的控告而從美國歸來的）——從1940年9月以後便受到行政拘留。1941年4月又把1936年以後擔任國防和軍政部秘書長的雅科梅列進了這份名單。雷諾和芒代爾已經由一個特別法庭定了罪，所以不在這次新的審判之列，不過，其餘的人都於1942年2月19日在裡翁出庭受審。審訊進行得並不完全象預期的那樣。一些被告，尤其是萊翁·勃魯姆，充分利用了法庭給予的機會為他們自身進行辯護。他們提出證據證明，法國當時的毫無準備應由參謀總部負責。為了避擴音到貝當本人一直對法國防禦計劃具有佔優勢的影響的那個時期，法庭曾規定了時間限制，但是，他們拒不接受這一點。不久就很明白，這次審訊對於貝當和參謀總部的名譽所帶來的損害遠比對於第三共和國這些被控有罪的部長的名譽所帶來的損害要大。從德國人的觀點來看，這次審訊同樣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它並沒有把戰爭罪責加在這些法國部長頭上，反而變成了一場追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