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停止襲擊德國人。10月5日，德國人宣佈了第七十五次處決，處決的人數逐步上升。10月20日，第一個德國高階軍官，南特的駐軍司令霍爾茨中校彼殺死了。德國人於是對該市徵收了一筆沉重的罰金並實行宵禁，同時處決了五十個人質。幾天後，一個德軍少校在波爾多被殺死了。貝當和達爾朗在電臺發出呼籲，戴高樂也從倫敦無線電廣播中呼籲停止暗殺德國人，但又有五十個人質被槍決了。本來打算接下去再殺一百個人，然而維希一再提出強有力的抗議後，總算有了一些效果。紅衣主教熱利埃宣稱，槍決人質使全世界的良心都為之顫粟。皮舍告訴德國人說，這種規模的報復正使共產黨人和其餘的居民之間產生一種團結一致的感情。
儘管每次襲擊德國人之後，就實行宵禁，徵收罰款和槍斃人質，但是，襲擊德國軍人的事件並沒有停止下來。維希提出一種看法，認為這類襲擊是外國人、猶太人和共產黨人乾的。莫拉斯在《法蘭西行動報》上寫道：“這些炸彈和子彈都是從別人那兒來的。我們的同胞不可能犯下這種性質的罪行。”看來很可能在這一階段這些事情多數是共產黨乾的，不過它們卻被利用來作為採取進一步反猶措施的藉口。1941年12月16日，德軍司令官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宣佈向佔領區的猶太人徵收一百萬法郎的罰金，把“猶太…布林什維克犯罪分子”放逐到東方去強迫勞動，並且處決一百名猶太人、共產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維希一反常例，發表了它提出的一份抗議書，其中講到“全體法國人民感到深切不安”。在其他情況下，輿論本來可能會不贊同對孤立的佔領軍成員進行襲擊的，可是現在它無疑已被德國人的人質政策激動起來，輿論的同情也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變化。而且，由於宣佈一切分散的抵抗運動都是共產黨人乾的，德國人便為共產黨恢復了它在德蘇聯盟時期丟失了的愛國名譽。
除了上述這些活動之外，很難對1941年的抵抗行動作出估計。肯定有許多小的抵抗組織正在興起。《法蘭西行動報》抱怨說，戴高樂主義在鄉村裡也有所發展。但是，在這個階段，對自由法國的同情如何普遍，這種同情又引起了多少行動，還很難說。一個英國諜報組織在法國建立起來了，倫敦自由法國組織的第二局在德瓦弗蘭（帕西上校）的領導下，正派遣代表到法國來同自發地興起的各個分散的小抵抗組織建立聯絡。到了1941年底，非佔領區的三個主要運動，戰鬥、解放和法蘭西襲擊隊，都同倫敦的自由法國民族委員會取得了聯絡。還有許多往往是曇花一現的地方性團體。在佔領區，情況則要困難得多，而且在1942年以前也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儘管有一些個別的英勇獻身行動，抵抗運動還只是處於初期階段。人們還不清楚它在一般民眾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援。戴高樂在1941年11月11日發出的靜默五分鐘的號召，據說也沒有獲得多大的響應。不過，有些跡象表明，法國的輿論在1941年正在發生變化。李海海軍上將7月間彙報說，貝當的聲望正在下降。這個元帥於8月12日發表的講話反映出一種希望幻滅的傷感情緒：“幾周以來，我感到有一陣不祥的微風正從法國好幾個地區吹了起來。不安的情緒正悄悄地出現在人們的心頭……有人對我的政府的權力產生懷疑。……復興的力量正在喪失信心。……只有在輿論的贊同下，才能對法國進行統治。……今天這種輿論已經出現了分歧。”9月間，當元帥訪問非佔領區的主要城市裡昂時，他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至於佔領區的法國人，萊昂·貝比於1941年12月在尼斯的《警覺報》上寫道，他對來到裡維埃拉的巴黎朋友的無知感到震驚：“他們不信任自己的報刊和無線電臺，但是，他們卻收聽外國廣播。他們對貝當的偉大工作一無所知，對政府的每一項行動都作出錯誤的解釋。”
維希面臨著對它自身的權力以及對德國人的日益增強的反抗，於是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新的法庭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成立起來，進行合併，加以改組。岡內的軍事法庭（根據1941年9月24日的一道法令設立的）和承辦黑市犯罪行為的特別法庭（1941年3月21日設立，分別在巴黎和岡內兩地開庭）於11月間把權力都移交給了國家法庭（根據1941年8月14日和1941年9月6日的法令設立的，分別在巴黎和里昂兩地開庭）。另外，設立了幾個特別法庭來辦理夜間所犯的罪行（1941年8月21日）和共產黨或無政府主義者煽動的犯罪行為（1941年8月14日和25日）。軍事法庭繼續執行任務。8月12日的一道命令禁止舉行一切公眾集會，9月間又勒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