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結論。但是一般說來，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觀點是非常融洽的。一再發生的問題不是該做什麼。而是如何才能想出方法來把雙方同意應做的事情付諸實行。
美國人並沒有帶著一套徹底準備好的建議來參加阿卡迪亞會議。政府各部門之間缺乏順利的、連續不斷的磋商，以前是而且繼續是美國政府的特色。此外，由於戰爭突然造成的緊急情況，需要人們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應付，這就使美國的高階官員沒有任何時間為這次會議有系統地進行準備。而英國人卻早就在行政方面作了改革，以應付戰爭的需要，而且丘吉爾和他的幕僚在橫渡大西洋的那整整一星期中所享有的同外界半隔絕的狀態，也使他們有時間為即將同美國人的會面進行準備。還應該提到另一個因素，這次會議的結果如何對英國人說來是關係重大的。如果美國人的努力和物資供應由歐洲轉向太平洋，象丘吉爾擔心可能發生的那樣，那末英國作戰的力量就會遭到嚴重的破壞。不管怎樣，英國就會回到1940年所處的絕境中去。美國人卻沒有這種焦慮的心情。因此，會議對他們說來不會顯得象對英國人那麼重要，為會議進行周密的準備似乎也不是十分必要的了。
結果，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和羅斯福總統每一方都帶著或多或少是不同的觀點來出席阿卡迪亞會議。國務院的建議包括在兩個檔案中。一個是預備由所有同軸心國作戰的國家簽署的宣言。這個檔案經過一些修改後，就成了《聯合國家宣言》。國務院的另一個檔案提議設立一個最高作戰會議，由俄國、中國、英國、美國，或許還有荷蘭委派代表參加。儘管赫爾為這第二項建議作了重大的努力，仍然毫無結果。
美國陸軍參謀部以參謀長喬冶·C·馬歇爾將軍為代表，特別想從阿卡迪亞會議上取得一樣東西：那就是就戰場上統一指揮的原則達成一項協議。這意味著不同軍種之間統一指揮的問題，也意味著在不同國家的軍隊並肩作戰的地方各國之間統一指揮的問題。正當時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這項問題具有直接的實際重要意義的唯一地區就是東南亞，英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以及——稍遠一點——中國的軍隊都在那裡同日本人作戰。但是，凡是駐有美國部隊的地方，美國陸軍和海軍之間就存在這個問題，而且爭得十分激烈，各軍種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和和無聊的猜忌，使美國海軍對統一指揮的原則產生了疑慮。海軍將領們擔心會失去他們的自決權。
關於總的戰略問題，馬歇爾贊成以ABC…1計劃的基本決定為根據。這首先意味著把美國的進攻力量集中起來對付德國。而在德國被擊敗以前，對日本則採取遏制性的軍事行動。但是在1941年12月，要把日本遏制在一定範圍內的問題卻不是容易辦到的，而美國參謀部對於使用美國兵力攻擊德國卻還沒有制定一些認真的、詳細的方案。
美國海軍的觀點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沒有很明確有力地表達出來，新的海軍總司令歐內斯特·J·金海軍上將在這次會議開幕前兩天剛接任，而使他和他的參謀們困擾的作戰問題甚至比馬歇爾將軍所面臨的問題還要令人煩惱。不過這隻部分說明了海軍的沉默。如同上文指出的那樣，海軍對統一指揮的原則是抱著懷疑態度的，但在軍事上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對理由來，因此就勉強地同意了。在總的戰略問題上，海軍發現自身也處於同樣尷尬的地位。對於首先集中力量攻擊德國的決定可以提出一些先前的協議和令人信服的議論來。然而根據多年的傳統，美國海軍防禦的敵人卻是日本。當海軍軍官們奉令首先集中力量去攻擊一個只能在陸地上擊敗的敵人，而對珍珠港的恥辱卻幾個月，也許幾年遲遲不報仇雪恨時，他們大多數人都禁不住感到不快。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後，海軍對總的戰略始終不是全心全意地表示贊同的。美國的海軍將領們總是樂於傾聽推遲把美國部隊大規模投入歐洲的理由，因為，美國部隊一旦大規模投入歐洲，對歐洲的一切物資供應就自然而然擁有了絕對優先權，並將推遲在太平洋建立起美國海軍力量來進行對日戰爭。
官僚政治的猜忌是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之間存在這些分歧的一個重要因素。最高作戰會議本身之所以受到國務院人員的歡迎，部分地是因為這個會議不僅將包括軍事方面的代表，還將包括政治方面（即國務院）的代表。美國陸軍將領們對由於穩妥的軍事考慮而決定組織一支龐大的美國陸軍，並迅速把它用去攻擊德國，自然感到很滿意。推行這樣一項政策就會使陸軍在爭奪人力和物資供應方面取得比海軍較大的優先權。這樣一種認識決不會動搖他們認為這項政策是正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