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心理作了估計，推測這兩個西歐盟國當德軍精銳在東線作戰的時候，不敢趁機正面進攻西壁；而德軍參謀總部則大概是從理論上而不是從個人感情上根據德國在波蘭作戰時西線雙方潛力的對比來進行估計的。在這一點上，事實再次證明希特勒的大膽比德軍參謀總部的小心要正確。可是，在波蘭被消滅後德國應付西歐對手時下一步該如何行動這個問題上，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的看法卻又完全一致。他們都希望能誘使英、法接受東北歐的既成事實，儘管在這一點上，他們又是根據不同的考慮而這樣決定的。
德國的將領們之所以希望與英、法媾和，是因為他們正確地認識到，對西歐的襲擊若與這時已勝利結束的對波蘭的襲擊相比，乃是一項嚴峻得多的軍事任務。而希特勒面對在西線有可能遭遇一場積極的進攻戰這件事，態度卻要沉著得多，在這一點上，從短時期來看，由於不久以後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國進攻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低地國家和法國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再次證明他是正確的。不過，儘管希特勒為他的軍事直覺這最後一次的閃現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為了自己獨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則上，他反對德國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失敗的主要罪狀之一。德國進攻波蘭，激起了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這樣，希特勒就違反了自己的政治軍事原則；同時，儘管他正確地預見到英法的戰爭行動將不過是“虛張聲勢”，儘管他迅速地結束了波蘭戰事，從而把自己從開頭一段短時期內從事兩線作戰的困境中解脫了出來，他卻別有理由——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實際上的——希望這時能與兩個西歐對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爾所識破並指出的那樣，是“一個一個地”對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時候，都儘可能地使自己騰出一隻手來，以便玩弄花招，隨機應變。投機取巧乃是他的天性；這時他如果能與法、英媾和，他就能騰出雙手來，對看來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個目標採取行動。東南歐可能落入他的羅網，那時西歐國家和蘇聯會袖手旁觀，雖然感到不安，但是猶豫不決。接著，在希特勒認為最適宜的時機，在西歐國家默許之下，也許甚至在它們心照不宣的贊同之下，可能對蘇聯發動進攻。最後，也許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國和英國與一個橫跨西壁和烏拉爾山脈這整個空間的德國巨人談判，求得一個政治解決辦法，這個辦法儘管表面溫和，但是久而久之，將使英法聽任這一龐大的第三帝國擺佈。
可能正是出於這些主要的考慮，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發動了這場“和平攻勢”。他的將領們，還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這一事實對他的影響可能並不太大。他認為自己比將領們高明；同時，他自信能夠駕馭德國人民，也正由於他是一個真正能蠱惑人心的煽動家，知道與群眾的關係是自己的生命線，因而對於他們的情緒很敏感。另一方面，在法國，不僅公眾，而且接近政權中心的有影響的階層，也都渴望和平。這種情況，希特勒瞭解得清清楚楚，這大概是他希望這場即將對西方展開的宣傳攻勢能象不久前對東方的軍事攻勢取得同樣成功的主要根據之一。在法國，失敗主義情緒瀰漫全國，這一點為波蘭戰事結束後十二個月之內的一場軍事考驗所證實。不過，正因為法國當時的情緒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軍事上慘敗以外，沒有什麼能使法國政府完全改變它公開宣佈過的政策，即與英國結成同盟，把戰爭進行到底，直到推翻納粹政權，恢復東北歐的原狀。
這是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的第一個失算。第二個失算是他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變化：1939年3月15日佔領布拉格已經激怒了張伯倫和他在唐寧街的內閣同僚，以及英國人民。固然，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爆發，張伯倫和他的同僚曾有跡象表明渴望恢復他們原先的綏靖政策。但這些現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無論在希特勒襲擊波蘭以前，還是在他勝利結束這一戰爭之後，即使英國政府再度想要向希特勒讓步，看來任何這類行動，無疑只能導致其下臺。英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和希特勒達成的“最後”解決辦法，都由於希特勒方面突然發動新的侵略而迅速完蛋。自從1939年3月15日起，英國人民對於一直生活在這種反覆無常的狀況中感到了厭惡和膩煩。這時他們既已鼓起勇氣要和希特勒打一仗，他們就下定決心，除非和約的條款有可能得到貫徹，就不再和德國議和；他們的這一決心就是要堅持戰鬥，直到徹底打垮納粹政權。希特勒還沒有認識到這種決心的力量，就是英國人民自己也還沒有正視它的全部含義。此刻，他們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