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作用，就因為戰時的行政工作，有一大部分都交給了同任何一個內閣成員完全無關的專門的臨時機構去辦理，這些機構只向總統負責。重大的決定通常並不在內閣的正式會議上作出，而是羅斯福在同一批變換不定的親密的同僚磋商和討論後，自行決定的。
按照這種方針辦事的政府是帶有很大的個人性的，而且往往反覆無常，沒有明文規定的渠道可以把重要決定的訊息向所有有關的機構和部門傳達下去。謠言和傳說雖然不大令人滿意，卻成了很重要的補救辦法，而華盛頓的雞尾酒會，成了在敘述美國政府戰時工作的任何慎重的著作中都佔有地位的一種設施了。
儘管這樣的行政管理具有明顯的缺點，但是它的確起了作用，並獲得真正顯著的結果。羅斯福的個性連同他的吸引力和遠大目光，控制華盛頓政治舞臺的這種方式，幾乎是比較正規的行政制度無法允許的。當所有重要的決定都由他作出時，正規的、等級嚴密的官僚政治所產生的那種壓抑的、謹慎小心的影響就減少到了最低限度。行政上的這種衝突和混亂，由於更能發揮大膽和反抗的精神，比起正常的官僚政治來，對美國作戰的成功可能作出了更為積極的貢獻。
外國政府的官員們面對著戰時華盛頓熙熙攘攘的混亂局面，一定時常感到驚異和大為迷惑。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現行的行政制度，使得美國同英國和蘇聯合作的途徑更為便利了，因為羅斯福經常親自關注這些問題，而總統對問題表示關注的途徑，在某種程度上，指導著整個機構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對於較小的盟國，效果就不大好。一位小心翼翼地向國務院大獻殷勤的大使，並不總能在最起作用的政府人士中獲得很多的發言機會。這些小國象美國的小商人那樣，一般總髮覺這個戰時首都的氣候很難適應。
美國政府的結構就理論上說，是以分權制為基礎的，由於總統在戰時取得了特殊的權力，分權制實際上已經大半不存在了。國會當然保持著撥款的權力，但戰時的預算並不受到國會的有效控制。反對任何開支，太容易被人說成是不肯熱心把戰爭進行下去了。國會調查行政部門工作的權力則較為重要。杜魯門就是作為參議院調查戰時合同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而第一次聞名全國的。他領導的這個委員會和其他類似的委員會的工作在精簡行政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制止行政管理方面的種種弊端和無能上起的作用更大。
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方面，較為重要的就是參議院批准條約的權力。憲法規定國際條約必須由參議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予以批准。這項規定，在1920年曾導致《凡爾賽和約》遭到否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次挫折在政府領導人的頭腦中記憶猶新。羅斯福在決定自己究竟敢使美國承擔起多大的義務而又不冒事後遭到參議院拒絕的危險這一問題上，已不止一次地面臨到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
憲法給正式條約設定的障礙使政府不得不退而考慮出一連串合法的花樣，從而不使參議院預聞。象《大西洋憲章》那樣的宣言，象《租借總協定》那行政協定，象ABC…1參謀協定那樣的在美國政府的特殊部門同外國政府的對等部門之間的協議，甚至不那麼正式的備忘錄、信件和美國政府重要人士同別國官員之間的口頭協議，都用來代替正式的條約。誠然，直到1945年在舊金山創立聯合國以前，美國同它的主要盟國都沒有締結過政治條約。這種同過去的國際慣例背道而馳的做法，當然大部分必須歸之於美國憲法和政黨制度的特性，因為這種特性使得向參議院提交一份條約成了一個十分難以捉摸的程式。
在戰爭的年代裡，軍方在美國政府中的作用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象在那麼許多其他方面那樣，羅斯福總統的個性在確定這種作用時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羅斯福認識到自己對軍事不很擅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陸軍和海軍領導人員提供的意見。當軍方對一項軍事行動的方針提出他們的理由時，他很少駁回他的這些顧問的意見。這種態度同總統的經常插手外交事務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總統的插手外交事務使他常常在國務院的幕後進行指揮，並且依靠特使和私人通訊來代替正常的外交途徑。
然而羅斯福不是軍事家，他認為文職人員應該行政治權力。他的概念，也是陸軍和海軍的領導人員們同樣具有的概念，那就是，軍隊應當是一個政治上超黨派的工具，它的活動應當完全受戰略、後勤和戰術方面的特殊軍事規則的指導。
這種把軍事和政治的問題嚴格分開的原則，是深深紮根於美國陸海軍傳統中的一種狹隘的、職業上專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