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反抗運動的精神動力。更重要的是，由於這個集團多少有點傾向於社會主義，它在右派與左派之間起了橋樑作用，從而促使密謀分子思想上的分歧調和起來。可是，密謀分子之間的有些思想分歧和不少個人之間的意氣，仍然直到最後都沒有得到解決。舉例來說，貝克不喜歡波皮茨，波皮茨在社會民主黨人中也不受歡迎，而且（似乎）與格德勒也經常意見相左。社會民主黨人澤韋林顯然不願意參加有沙赫特在內的任何政府。那個終於把炸彈放到希特勒腳下的施陶芬貝格，急於想同莫斯科恢復友好關係。他在政治方面完全不贊同貝克和格德勒的主張，甚至計劃委派一些“軍事行政官”同格德勒的內閣共掌大權。然而，儘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根深蒂固，格德勒在1944年夏天卻能夠使不同意見的派系接受一項共同綱領，並說服他們商定未來德國內閣的班子。按照那時格德勒所擬定的內閣閣員名單，貝克將成為“國家元首”，格德勒本人將出任總理，社會民主黨人洛伊施納將擔任副總理。外交部長將由馮·德·舒倫堡或者哈塞爾擔任（這取決於最初的和平談判是同東方還是同西方舉行），內政部將由社會民主黨人勒伯爾負責，司法部將由天主教徒維默爾主持。維茨勒本將擔任武裝部隊總司令，赫普納則將出任陸軍司令。
到1943年底，格德勒已經把密謀集團的政府所奉行的綱領擬訂就緒。它強調了新政府祈求和平的願望。這個綱領還提出要徹底抵制極權主義，要建立一個以西方基督教傳統為基礎的國家。如同可以預料的那樣，向社會主義者的要求作出了讓步：主張把公用事業和重工業收歸國有。可是這個綱領對共產黨人卻沒有什麼吸引力，雖然賴希斯魏因在最後一分鐘曾經力圖使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參加到這項秘密計劃中來。由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部潛伏著一名蓋世太保特務，這個企圖沒有成功，結果還使賴希斯魏因和勒伯爾於7月4日和5日遭到逮捕。這件事情促使他們更想把希特勒儘快幹掉，所以僅僅兩星期後，施陶芬貝格終於下手了。
1944年7月20日午後，施陶芬貝格置放的炸彈在東普魯士臘斯登堡元首大本營內爆炸以後，接著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富於戲劇性的，但是大部分又是極其混亂的。由於篇幅有限，我們無法在這裡詳加敘述。總的說來，這次起義沒有擊中要害，因為希特勒沒有被炸死，事實上只受了一些輕傷，在以後緊要關頭的二十四小時內並沒有喪失工作能力。對密謀分子來說，同樣具有災難性的是，通訊大隊的費爾吉貝爾將軍未能把元首大本營的通訊中心炸燬（這就使元首大本營同柏林仍然保持著聯絡），而他們的其他關鍵人士又未能把主要的無線電臺加以控制。此外，柏林軍事領袖們的猶豫不決也同樣是個致命傷，他們呆在本德勒大街陸軍最高司令部內等待官方證實希特勒業已斃命，同時還無休止地爭論著下一步該怎麼辦。另一方面，戈培爾以柏林行政長官的身分，卻採取了堅定果斷的行動打擊這場起義的組織者以保衛首都。由於密謀分子未能抓住時機，結果這場政變到那天傍晚基本上已告失敗。晚上6時30分前，德國電臺宣佈暗殺希特勒未遂的訊息時，已經能叫德國人民放心，元首隻受了“輕微的燒傷和腦震盪，但是沒有受重傷”。這項廣播，以及元首大本營一再發來的叫人不要聽本德勒大街陸軍最高司令部的一切命令的那些指示，使一些搖擺不定的人縮了回去，千方百計把自己的罪證掩蓋起來。這些動搖的人中有國家軍司令弗羅姆，他強迫貝克自殺，又派人把奧爾布里希特、施陶芬貝格和黑夫滕打死。
希特勒和納粹宣傳機器對這次起義的反應是和他們一貫的作風完全一致的。一切都歸咎於那“一小撮”將領——那些“愚蠢並糊塗到犯罪地步的軍官”，對於他們，如同希特勒在7月21日的廣播中所說的那樣，“這一次”將按照國家社會黨人慣常採用的方式同他們算帳。實際上，對於牽連在內的文官，特別是黨內高階人員，象黑爾多夫和內貝，政府始終保持沉默，直到9月才發表了一項相當簡短的公告，宣稱這些人經過審判已予處決。8月4日，軍事“榮譽法庭”開庭，把維茨勒本和其他活著的軍官清洗出軍隊，並交給人民法院去審理。這一件事使人深切地感到，這場密謀主要不過是將領們搞的另一個秘密勾當。
在這場起義失敗後的幾星期裡，希特勒想的只是對所有同圖謀殺害他的案件有關的人進行報復，不論他們關係多麼間接。正象他在1934年抓住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一個小集團的反抗作為對整個運動進行一次清洗的藉口那樣，他在1944年11月13日向納粹黨作報告時說，他主張把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