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有任何益處。同樣的禁令也推行於法國的所有同納粹合作的團體和塞爾維亞的所有團體，“包括目前參加塞爾維亞政府的利廖蒂奇集團（茲博爾運動），以及斯托亞迪諾維奇的追隨者。克羅埃西亞納粹黨雖然被認為是“特別親德的”，卻也沒有獲准在德國建立組織，德國境內克羅埃西亞人中的政治活動只能在烏斯塔沙運動的照管下進行。
德國納粹黨全黨這時對日耳曼民族的問題十分重視。希姆萊在這種情況的鼓勵下，指定南漢諾威…不倫瑞克行政區作為黨的單位，負責“利用其影響促使日耳曼德國的所有日耳曼人組成一個聯盟”，同時還在1943年5月在行政區首府漢諾威建成了一座“日耳曼大廈”，參加大廈落成典禮的有德國黨衛隊的領導官員和西歐各國內奸集團黨衛隊組織的代表。在黨衛隊內部，希姆萊委託一個所謂“黨衛隊日耳曼大空間工作組委員會”去研究有關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各項問題。這個委員會由所有對日耳曼民族事務感興趣的黨衛隊機構的代表組成（遺傳研究所、第六局、德國加強德意志民族委員會會長辦公廳、日耳曼族中心、種族與移民總局等）。
然而，作為一種學術性的，甚至思想性的活動來促進日耳曼民族的理想，黨衛隊倒並不是迫不及待的。事實上，它的主要興趣在於日耳曼民族的實際團結方面，即推動武裝黨衛隊各日耳曼族分隊的招募工作。由於這些分隊都宣誓效忠於“日耳曼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同時它們又都被正式稱為“新秩序的黨衛隊突擊部隊”，所以這些分隊的招募工作在政治上對黨衛隊具有無法估量的重要性。它事實上擴大了黨衛隊對佔領區內各內奸集團的影響，並在制訂納粹黨的佔領政策時使黨衛隊“日耳曼總部”（所謂“德國控制區黨衛隊總部”）有了發言權。不過這種招募工作還有一種更為重要的用途：它補充了德國武裝部隊在東線挫敗後兵員方面的損失，這在斯大林格勒慘敗後到達了頂峰。當時他們作了瘋狂的努力，把日耳曼民族的黨衛隊分隊擴充成為正規編制的裝甲軍。只是當這種徵募運動沒有能達到預期的結果時，支援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大量宣傳才開始減少了。這時，他們對非日耳曼族的武裝黨衛隊隊伍開始越來越重視。這些隊伍在招募“志願兵”時不是以種族為根據，而是利用人們對布林什維主義共同懷有的恐懼心理。
雖然這些隊伍中有些是在戰爭初期組成的，但是它們的實力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潰敗後才開始擴充的。拿瓦隆軍團來說，它原來只是由一小群狂熱的雷克斯黨徒組成的，1943年5月卻擴充成為黨衛隊瓦隆旅，併成為一次重點招募運動的物件。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所有適齡的人都被迫應徵加入拉脫維亞黨衛隊軍團和愛沙尼亞黨衛隊旅。希特勒原來堅持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攜帶武器，現在這種主張已由在東方這些地區和其他地區大規模強迫徵召人員的政策所代替了。偶爾，就以加利西亞師為例——德國外交部發言人施圖姆稱這一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同從前的奧利地軍隊一起作戰的當地退伍軍人”所組成的隊伍——徵召起來的部隊即使在戰鬥力方面不十分可怕，在人數方面卻確實令人生畏。但是，總的來說，正象軍事評論員迪特馬爾中將在1943年底覺得有必要指出的那樣，徵募這些“志願兵”和東方其他“志願兵”的工作，只不過是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已。
然而，日耳曼民族理想的真正黯然失色，並不是因為徵募了一些非日耳曼族的黨衛隊隊伍，而是因為希姆萊決定使用俄國“志願兵”，並使黨衛隊支援安德烈·A·弗拉索夫將軍的“俄國解放軍”。這件事象這個黨衛隊頭子本人在演說中表明的那樣，起初是一劑他很難吞服下的苦藥。在1943年10月那麼晚的時候，他對弗拉索夫的建議（“俄國只能由俄國人去征服”）曾經表示非常憤怒，他曾經強烈譴責“弗拉索夫的大驚小怪”（Wlassow…Rummel），這件事在德國其他部門已有不少傳聞。然而，到1944年11月，東線戰局的變化迫使希姆萊加入了支援這個俄國將軍的那批“卑微的政治流浪漢”（用他本人較早時候所說的話）的行列。從那時以後，他同弗拉索夫的關係，至少在表面上變得極其親切。他時常同那個“R。O。A。”司令互相致意。1944年11月5日，當“俄國解放委員會”在布拉格成立時，希姆萊就選派了自己的一個幕僚洛倫茨代表德國政府前去祝賀。
希特勒於1939年10月6日在國會發表演說時，提到需要“重新安排人種分佈關係，即讓各民族重新定居”，這樣將使東歐和東南歐各民族之間的“界線更為鮮明”，從而“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