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尊賢敬賢文章，敬賢之名傳遍天下；其二，對身負盛名但其政治主張顯然不合潮流的大師級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對已經成為他國棟樑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為本國的兼職丞相（事實上是輔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內政）；其四，對尚未成名的潛在人才一律視而不見，從來不會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對無法擠走的本國王族湧現的大才，分外戒懼，寧肯束之高閣。自魏惠王開始直到魏假亡國，魏國對待人才的所有表現，都不出這五種做派。到了最後一個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毀而死，魏國人才已經蕭疏之極，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魏國的滅亡。
對吳起的變相排擠，對商鞅的視而不見，對張儀的公然蔑視，對范雎的嫉妒折磨，對孫臏的殘酷迫害，對尉繚子的置若罔聞，對樂毅等名將之後的放任出走……回顧魏國的用人史，幾乎是一條僵直的黑線。一個國家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裡始終重複著一個可怕的錯誤，其政治土壤之惡劣，其虛偽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實在說話，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可能出現對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對清明，這種事件一定是少數，甚或偶然。譬如秦國，秦惠王殺商鞅與秦昭王殺白起，是兩樁明顯的冤案，但卻沒有影響秦國的堅實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業大成後錯殺。列位看官留意，戰國時期的人才命運或者說國家用人路線，實質上有兩個階段，其方略有著很大差別：第一階段是搜求賢才而重用，可以說是解決尋求階段；第二階段是功業大成後，能在何種程度上繼續，可以說是後需求階段。歷史證明的邏輯是：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需求階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而魏國的根本錯失，恰恰始終在需求階段。在將近兩百年裡擁有最豐厚人才資源的魏國，出現的名相名將卻寥若晨星。與此同時，戰國天空成群閃爍的相星將星，卻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國。不能不說，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奇蹟。
大爭之世，何物最為寶貴？人才。
風華魏國，何種資源最豐厚？人才。
魏國政風，最不在乎的是什麼？人才。
為什麼會是這樣？魏國長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裡？凡是熟悉戰國史者，無不為魏國這種尊賢外表下大量長期人才流失的怪誕現象所困惑。仔細尋覓蛛絲馬跡，有一個事實很值得注意，這就是魏氏先祖篤信天命的傳統。魏國正史著意記載了畢萬創魏時期的兩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著一種可能：魏國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預言，對人為奮發有著某種程度的輕慢。這種精神層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視。尤其在已經成為歷史的興亡沉浮面前，歷史家更容易簡單化地只在人為事實鏈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種無形而又起決定作用的精神現象。
事實上，無論古今中外，力圖預見未來命運的種種預測方式，都極大地影響著決策者們的行為理念，甚至直接決定著當權者的現實抉擇。在自然經濟的古典社會，這種影響更大。客觀地說，力圖解釋、預見自然與社會的種種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味地忽視這種歷史現象，只能使我們的歷史敘事簡單化，最終必然背離歷史真相。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解釋並預測自然與社會的學問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龐大的系統。就社會方面而言，陰陽五行學說、天地學說（分為星相、占候、災異、堪輿四大門類）、占卜學說，構成三大系統。其中每一系統，都有相對嚴密的理論基礎與理論所延伸出的實用說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統，以陰陽五行論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對國家品性的規範：邦國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構成全部國家行為的性格特點。第二系統，以天人合一觀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占星、占候、災異預兆解說、堪輿（風水）等預測技能。第三系統，以陰陽論為基礎，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預測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說，中國古典時期的預言理論之博大龐雜，預測手段之豐富精到，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堪稱奇葩。
是故，在那樣的時代，執政族群不受天命預言之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則，執政者以何種姿態對待天命預言，又是有極大回旋餘地的。
這種迴旋，不是今人所謂的簡單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該文化系統本身提供給人的廣闊天地。華夏文明之智慧，在於所有的理論與手段都蘊含著極其豐富的變化，而不是簡單機械的僵死界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謂也！以人對天命之關係說，天人合一論的內涵本身便賦予了人與天之間的互動性，而這種互動性，最終總是落腳於人的奮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