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很顯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於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第29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隻身赴滬，試圖聯絡同志，發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扶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徵。革命派思潮風行於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事情，然而，《孽海花》並未及此便匆忙收場。
總之，循著作者的筆觸，不難尋繹出30年間政治、文化的演變史，從而，使小說具有了“歷史哲學”的意味和境界。雖然，小說中不乏對清延腐敗的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