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芬森按計劃訪華，在與###副總理和時任的財政部長劉仲黎見面時，他分別單獨地向他們兩位提出了我的任職問題，兩人都表示同意。就這樣，我由中國執董轉任世行副行長兼秘書長。
這其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在沃爾芬森敦請我出任秘書長的時候，有人提醒說，早在1976年，當時的世行行長麥克馬納曼曾經有過一個規定，凡是執董轉任世行職員，必須“冷卻”一年。也就是任何執董在離任一年內不能到世行任職。沃爾芬森為此專門與世行的法律總顧問埃及籍的希哈塔（Ibrahim Shihata）協商，總顧問的回答是，這個人如果是章晟曼，能辦成；你可以要求一個“豁免”，因為他在執董們中的聲望很好。
沃爾芬森還不放心，又去找董事會的兩個召集人協商，一個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執董，一個是荷蘭的執董，他們都表示支援“豁免”。荷蘭的執董在離開行長辦公室後，還興高采烈地徑直跑進我的辦公室來表示祝賀。
1995年11月 1日，沃爾芬森正式向執董會宣佈新搭建的世行七人核心管理團隊，我以副行長兼秘書長的身份在列。從這一天開始我成為了世行第一個擔任此職務的東亞人，也是當時世行史上最年輕的副行長秘書長。沃爾芬森在任命通知中特別寫道：“眾所周知，章的任命與70年代初麥克納馬拉行長的一個規定有衝突，此次我與執董會進行了溝通，作為一個特例獲得豁免······”
沃爾芬森選我做他的副行長兼秘書長，並非心血來潮。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的能力和水平，考察了我在世行員工和執董中的聲譽，另一方面，中國要素也是他評估的重要因素，那時的他應該已經預感到中國將成為世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此外，我多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