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農民之外的力量來殺富濟貧，救世主就須臾不可缺。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顯然就需要找到一個支點來撬動傳統體制，還權於農民；而只要真正還權於農民，農民於市場經濟就會如魚得水，救世主就會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茅先生的實驗，則是一個旨在找到撬動傳統體制尤其是傳統金融體制的支點的可貴嘗試。這個嘗試固然不能說已經大功告成，但能一路走到今天，在中國已經屬於奇蹟。
孟加拉的尤努斯以其成功的小額貸款試驗而獲諾貝爾獎，但我並不認為尤努斯比茅先生更值得尊敬，因為我不相信，尤努斯會遭遇比茅先生遭遇的體制阻力更大的阻力。作為一介平民，並無任何特殊的權力可以倚仗，完全憑藉個人努力來突破體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並沒有從中謀取任何利益，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舊的房子裡，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這樣做我不敢說是偉大，至少可以說是高貴。茅先生才是窮人經濟學的泰山北斗，那不是空口白牙的窮人經濟學，那是身體力行的、貨真價實的窮人經濟學。茅先生說他為窮人做事，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讓窮人生活得好一點，他有足夠的底氣這麼說。茅先生不是窮人的救世主，但茅先生肯定是窮人的真朋友。
這樣高貴的茅先生，卻成了炮打物件。炮打茅先生的鬥士們，無分左右，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爭相給自己戴上窮人代表的桂冠，跟楊子榮“我代表人民槍斃你”的派頭，堪稱惟妙惟肖。他們爭相以窮人的名義審判茅先生。在他們的渲染下，本來是窮人的真朋友的茅先生，簡直就成了窮人的公敵。 。 想看書來
“炮打茅於軾”之社會病理分析（2）
免於對於精神暴力的恐懼也是自由的題中之義
我反對炮打茅先生，但我並不反對批評茅先生。海外某鬥士有言，中國知識界存在一個黑勢力，這個黑勢力由茅先生，及茅先生的同道江平先生、吳敬璉先生的門生故舊組成。他們聯手*對茅先生、江先生、吳先生的一切批評。這顯然只能歸類於妄想症。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中，我本人就有過對江先生的長篇批評；雜文家劉洪波先生，時評家吳向宏先生，則對茅先生有過批評。這些批評都堂皇釋出於南方几家著名的媒體。
批評顯然是自由的，茅先生、江先生、吳先生事實上並不享有對於批評的豁免權。但批評也應該有邊界，超出邊界的所謂批評不叫批評，而跟所謂“革命大批判”，沒有什麼區別。有論者為無根據的道德審判辯護，認為公共評論可做誅心之論。但問題是，如果批評沒有邊界，可隨意定罪而無須任何舉證，這跟打棍子、揪辮子、戴帽子的“革命大批判”該如何區分呢？我們清算人家的“革命大批判”，難道就是為了讓我們自己來搞“革命大批判”嗎？難道以傳統意識形態包裝起來的“革命大批判”是荒謬的，以自由*形態包裝起來的，以代言窮人的形態包裝起來的“革命大批判”就是正確的嗎？
必須明確一個常識：那種攻擊性的道德宣判，只應指向特定體制、特定規則，而不應指向具體的人。道理很簡單，你有權終結黑暗的體制，黑暗的規則；而要終結它們，確實需要集束炸彈。但你無權用集束炸彈殺人。面對具體的人，必須抱以基本尊重。別人不是你的垃圾桶，沒有承受你的精神暴力的義務。自由主義就終極價值而言，其實不過是人文主義，不過是強調人的自由，人的尊嚴。難道我們在把批判鋒芒指向具體的個人的時候，就無須考慮自由主義的這些終極價值了嗎？難道為了逞我們的口舌之快，為了凸現我們的政治正確，為了成就我們的功名，就可以置別人的感受於不顧、置別人的名譽和尊嚴於不顧嗎？
羅斯福詮釋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對於精神暴力的恐懼，當然也是題中之義。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鬥士來說，毫不理會人的這種心理需求，毫無對人的尊重，難道不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嗎？不需要任何依據就給別人定罪，宣佈別人為既得利益代言人，從而在道德上置別人於死地。深文周納，無限上綱。這哪是什麼自由派的風範。真正的自由派深知人的有限性，因此真正的自由派往往都是內省的，剋制的，平和的，謙遜的。但是從炮打茅先生的某些鬥士身上，聞得出一絲一毫這樣的氣息嗎？不憚以最大的惡意去猜度別人，裁決別人，字裡行間發散著一種戾氣，一種殺伐之氣。鬥爭哲學的底色纖毫畢現。以自由派高標自己，但骨子裡面全是狼奶。
窮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窮人代言人自己
以上所說的自由派某些鬥士的心理病態，如果僅僅是個人做派，也就罷了，不值得我寫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