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友梅來信，蔣方良必定打電話請趙太太來七海官邸，為她讀信，並且順便代她執筆回信。所以友梅在國外接到的家書，十之###都是趙聚鈺太太的手筆。
走筆至此，讀者朋友當已可從蔣方良這些故事的點滴當中，瞭解到她的處境和生活實況。平實來說，蔣方良實在是一個已經失去自我的可憐婦人，她來到中國這個異邦之後，即完全以蔣經國的意旨為意旨，全然沒有自己的主張。呂秀蓮曾經自嘲是“深宮怨婦”，老實講，和蔣方良比較起來，呂秀蓮像是活在天堂。質言之，蔣方良才是道道地地、如假包換的“深宮怨婦”——更可悲的，蔣方良連訴說自己的怨屈都不知如何著手，世界上還有哪個“第一夫人”像她這麼悲慼呢？
蔣經國曾經在一次和侍從醫官的聚餐中，回憶自己在蘇聯的苦難日子，那天我親耳聽見蔣經國說，他有一回，在蘇聯的一個火車站病倒，身體發著高燒，躺在煤堆裡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才醒過來。蔣經國說，自己能夠活著回到中國，是自己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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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我的深宮怨婦（2）
蔣經國把自己的生還訴諸於“幸運”，他似乎刻意遺忘了那段與蔣方良的共同記憶。不是嗎？在他遇見蔣方良之後，如果不是她從旁以女性的溫柔和關照，一路扶持他這個異鄉人，如果她不伸以援手，蔣經國怎會熬過在蘇聯那段最艱難的流放歲月，如果他珍惜那段歲月，珍惜蔣方良賦予他的新生，他又怎會陷蔣方良于禁錮的深淵之中呢？
蔣方良的一念之仁，搭救了落難蘇聯的蔣經國。但是，她也害自己深陷丈夫在異國為她築起的高牆。我時常想一個問題，如果歷史可以重新來過，蔣方良還會選擇和蔣經國一起嗎？她還會選擇過同樣的日子嗎？我真的很懷疑！蔣經國長子蔣孝文，無論是在蔣家近親好友，或者士林官邸工作人員及副官隨從人員心目中，他都是最溫柔敦厚，最重情義，最有人情味的蔣家第三代子弟。然而，孝文無疑也是最讓蔣經國痛心疾首、最富悲劇性格的一個孩子。
1950年，孝文進入淡江中學初中部就讀，我們剛被上級調往長安東路18號，負責擔任蔣經國宅邸的便衣組勤務。
淡江中學，是位在臺北郊區淡水鎮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它和淡水另外一所女校純德女中，當年並稱淡水兩大名校。因為剛到臺灣，孝文經由他父親安排插班淡江中學，從初二讀起；而邱明山——蔣經國江西時代認養的義子——孝文視之如親兄弟的男孩子，則陪同孝文一起進入淡江中學。兩個人一塊兒按規定到淡江中學住校，每個禮拜只能到禮拜六中午，才可離校返家。那年，蔣孝文15歲，正是人小鬼大的年齡。禮拜六回到長安東路18號，孝文經常趁母親蔣方良不注意時，輕手輕腳，偷走她放在衣櫥裡的“555”牌洋菸。1950年、1951年前後，臺灣市面上很難買到類似“555”牌洋菸，人小鬼大的孝文，打從15歲起，已經染上煙癮。
蔣經國夫婦交代汪媽，專門負責照管孝文的生活起居，所以，起初我們和孝文互動的機會不多。反倒是邱明山，和我們便衣人員特別投緣；適值青春叛逆期的他，似乎不喜歡和蔣家家人相處，就愛跟我們接近，只要一有空就過來便衣組的房間，和我們談天說地，毫無忌諱。幾次攀談，即對邱明山留下深刻印象；抗戰時期，他原是一名流離失所，無依無靠的孤兒，巧遇在江西贛南當專員的蔣經國，蔣“太子”同情他的處境，收養他為義子。是故，他的身份證父親姓名欄，記載的是蔣經國。雖然他多半時間都是和孝文在一塊兒，從外表觀之，邱明山面板黝黑，身材粗壯，全然是一副農村莊稼漢模樣，和孝文白晳纖瘦的外表恰成鮮明對比。或許是出身背景的關係，他和蔣經國夫婦之間似乎並不投契，言談之間，邱明山總在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一種自卑心理，老覺得自己並不是蔣家的一分子，迫於無奈，不得不寄人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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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怒問家長名 孝文手指蔣玉照
和邱明山相處的時間久了之後，他經常和我們聊起和孝文出去鬼混的奇特遭遇，所以，我們對孝文有了比較深刻的瞭解，也從邱明山那裡更深一層瞭解“小開”這個人的點點滴滴。所謂“小開”，蔣孝文在稍長之後要副官和隨從以“小開”或是boss之名義稱呼他，他不喜歡被人稱呼“大少爺”。
在淡江中學讀初中的日子，由於住校的關係，幾乎完全和臺北的紅塵鬧市隔絕。所以，一旦禮拜六放假回臺北，就像籠中鳥獲得釋放般雀躍。孝文帶著邱明山和一夥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