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助理編輯，我們都尊敬他因為他過去是一個工會官員，他比我們其他人都大許多，特別喜歡談論社會主義。當每個人在爭論一些政治宣告的準確用詞時，我開始意識到更廣闊的層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雜誌的旁觀者。當他人討論迷幻藥宗師蒂莫西？李爾瑞、平克？ 弗洛伊德和最近學生政治的變化時，我卻在擔心印刷商和電話單的付費。除了花時間打電話說服當時的風雲人物為《學生》寫稿以外，我還不得不花很多時間打電話給廣告客戶，努力勸說他們來購買廣告位，否則，《學生》就會破產。 責任讓我飛快成長，甚至可以說早熟。當其他人興高采烈地整夜圍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擔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煩時，我則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父母和琳迪過來幫我們賣雜誌。媽媽帶著一捆雜誌去海德公園的演講角，把它們塞到遊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欄著每個人推銷雜誌，有一次我倆還碰到一個流浪漢向我們要錢，我們沒有錢——那可正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衝動下，我把身上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