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可以對內統一國家，當然就更沒有力量對外可以抵禦外侮。造成中國軍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分裂、內戰不休、國民缺乏國家的認同，使得中國沒有辦法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政治、社會、經濟、工業體制，來支援一支可以捍衛領土與主權的軍隊，以對抗日本這種現代化國際級強權的侵略。這不是當時任何一個軍隊或是政治的領導人，單憑其個人的決斷與能力，就可以改變的情況。
當時中國四分五裂的部隊，包括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以及晉軍，在長城進行對日作戰，是第一次各路軍系的聯合軍事行動。而這些參戰的中國部隊，無論從作戰訓練、編制、裝備、指揮系統，都是各自為政的架構，加上彼此之間仍心存猜忌，更難發揮整體作戰的效果。雖然參戰的中國軍隊，在日軍絕對優勢、現代化火力的猛烈攻勢之下，個別作戰的確是相當的英勇，同時也有很大的犧牲，但是卻難以產生理想的戰果。
因此，長城抗日作戰失敗之後，中國的各個階層，開始對於中日的歷史決戰，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中國必須要設法儘量的爭取時間，結束內部的分裂與消耗，以推動國家全面現代化的建設，這樣才能建立一支能夠保家衛國的軍隊，否則中國遲早會被日本所鯨吞與蠶食而滅亡的。
11。2 中國全方位落後是作戰失敗的原因
若從戰爭的現場與過程而言，日軍表現的戰鬥能力是相當的傑出，關東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與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應該是居首功，因為他們指揮日軍的熱河攻擊作戰中，表現出決斷的膽識與充分謀略。關東軍只運用有限的兵力（兩個師團加兩旅團），卻能充分地發揮靈活與集中的戰術運用，再配合使用策反中國軍閥部隊投靠的政略，以及首次使用飛機與強大炮火的第
協同作戰，使得日軍能夠在十天之內，就閃電般的順利攻佔了熱河全境。雖然日軍在繼續攻擊長城防線的作戰中，遭受到華軍猛烈的抵抗，但是日軍仍然充分地掌握戰場的主動，並給與中國軍隊相當嚴重的打擊。
而中國方面，張學良之所以無法在事先調動各軍迎戰，是由於當時他已失東北根據地與大量的軍政資源，國民政府裡的汪派又只給壓力，卻沒有實質的助力；他所統領的華北各軍，原本有著彼此對立的心結問題，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化解，因此對造成各部隊對張學良的指揮，處處制肘與防範，也就影響到張學良的戰略企圖心不足。張學良身體的狀況也因為毒癮的傷害，更無法應付作戰沉重的壓力。
然而就全盤大局的失利而言，又很難完全怪罪給張學良的失策。因為這是中國自從清朝與外國軍隊作戰以來，第一次的各地方部隊協同作戰＇1＇，僅僅在兩年多前，這些部隊還是彼此相互廝殺的“敵人”。當時面臨日軍攻勢的張學良，既無足夠的威望與能力應敵（那時他只有三十二歲，只是一個地方軍閥的繼承人），更缺必須的後勤支援能力，因此他還能夠壓住華北各軍應戰，就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等到戰局大幅的逆轉之後，張學良竟然能夠因為一句話，就自動地卸下兵權，東北軍也沒有因此出現譁變或是拒戰的情況，更是自從清朝末年以來，擁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現。
不過熱河與長城之戰事前的中國輿情反應，可以說是對於中國國力與軍力的情形瞭解過少，因此對於張學良以及東北軍的表現給與過於嚴苛的批評，輿論把東北軍罵成“不抵抗部隊”，“一戰就敗”，而把西北軍的喜峰口之戰，捧為國之干城。熱河抗日作戰的失敗，對於浮誇的輿論與不切實際的人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北平的“學者專家們”，這才開始深切的瞭解到，中、日國力的差異，有著整個民族全方位的歷史問題。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強盛，中國不是因一人而落敗。
其實這是當時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問題，不敢真正面對失敗的原因，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羔羊（東北軍）洩憤，以減少每一個國民其實都應負起的歷史責任；而同時對西北軍的喜峰口逆襲戰果，作出過度的宣揚2，以證明是東北軍太差，而非中國軍力的不行。事實上，當時東北軍一樣地在明知無法戰勝的狀況下，對日軍攻勢進行浴血作戰，只是因為張學良下野，政府與輿論又要找東北軍當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報道，而其實西北軍一樣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實上，當時蔣介石無法親自率軍北上指揮壓陣的原因，是因為國民政府在江西剛發動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軍事行動。同時汪精衛在熱河作戰之前，曾經親訪廣州，當時廣州政府領導人鄒魯就明白表示，假如蔣介石調兵北防熱河，廣州方面不但不會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