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會的領導，一切按有利於抗戰的原則去解決。＇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4），臺北1985年版，第258～259頁。＇
顯然，中共代表對國民黨的要求作了很大的讓步。儘管如此，當林伯渠按約首先在記錄上簽字後，國民黨代表卻違背前約，拒絕簽字＇《林伯渠傳》，紅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頁。＇。
5月17日，國共雙方談判代表一起飛重慶繼續談判。
國民黨方面對中共代表來渝談判作了精心準備。早在2月中共決定先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方面就多次召開會議，商討制定林伯渠來渝後的對策。梁寒生、吳鐵城、張厲生、陳布雷、陳立夫、潘公展，何應欽、徐恩曾等軍政要員，多次聚會嘉陵新村4號，研究“關於林伯渠來渝對策”和“對中共政治解決方案”。關於談判的原則，決定“注重其宣傳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在大的原則上堅持，俾中外人士易於理解”，“對具體細目表示無不可以商量之態度”。＇《林祖涵來渝事件應付之要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月15日，蔣介石就林伯渠來渝與外籍記者赴延安作專門指示：“此次林祖涵之來渝”，“我方應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為軍政、軍令之統一，中共方面必須遵守。”“我方與之談判，所持軍事與政治之根本要求，兩相比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寬一步，但于軍事方面之軍政、軍令與紀律三者，必須堅持絕對之統一，要求其嚴格遵守，而不容有絲毫違反”。＇《關於外籍記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束渝之準備注意事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國民黨為執行上述方針，同時也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慶後擴大中共在國際上的影響，制訂軟化、監視林伯渠的活動計劃：
（1）即電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後之活動，並派員隨車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動態與表現。
（2）到渝後，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憲兵擔任警衛，藉以監視其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