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順直的黨》，1928年11月17日；《錯誤觀念的糾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組織上做艱苦的清理，他還一直堅持不懈地在順直和滿洲訓練幹部，培養骨幹，派員到中央學習，多數就地訓練。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屢遭責難。不是“和平發展取消主義”，就是“可恥的機會主義”，甚至被人盛氣凌人地斥責：“你錯得該死！在政治上一塌糊塗，你將消滅滿洲黨！該打五百板子！”少奇據理力爭，他給中央寫信，說：“入（上海）訓練班回來的同志都很好。滿洲並沒有取消工作派出學生。撫順市工會訓練班學生都是工人，完全沒有一點工運常識和工作基礎，一星期回去，這樣做很必要，還得堅決辦。”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楊靖宇也在撫順班學過。儘管如此，中央還是藉此連發兩封急信，調他回上海劉少奇：《滿洲省委給中央並轉全總黨團的信》，1929年7月29日；《劉少奇傳》上卷，157頁。
少奇一直堅持正確主張，批評黨內錯誤傾向，承受沒完沒了的批判，戴著右傾帽子，又每每受命於危難，毫無怨言，不計代價地奔赴最艱苦、複雜、兇險的崗位，為黨、為民族頑強鬥爭。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堅強意志和忍辱負重的精神，那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理論功底，那超強的組織紀律性和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勇氣，就是在這時期鍛鍊形成的。有時我想，這些優秀可貴的品格，使他成就了偉大的事業，也鑄成最後壯烈的結局。
少奇是怎樣看待自己的呢？1964年他同朱理治朱理治，1907年生於江蘇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書記、陝甘邊省省委書記、中共河南省省委書記、中原局代理書記、新四軍五師政委等。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交通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華北局書記、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傾心交談時，輕簡談道：
我在陳獨秀錯誤路線時，心裡不滿意，但沒有公開反對，因為是做群眾工作的，知道那樣不行。從瞿秋白起，開始反對。李立三、王明路線，我都反對，都遭受打擊。一面打擊我，一面還是讓我做工會工作。工會工作很重要，因為在中國，工會工作在先，黨的工作在後。工會工作只有我做，他們不會做，所以，他們不敢開除我。撤了我的職，我寫文章反對，不點他們的名。我寫了文章送給他看，他也糊塗，也看不出來什麼，說送去發表。立三路線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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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5）
我，為什麼仍然要我幹，就是因為我在群眾中做群眾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見，別人提不出來。奇怪的是撤了我職工部長的職，卻讓我做總工會委員長。當時他們決定叫另一位同志幹，那位同志說讓我幹，他們也只好批准。到蘇區時，還讓我做福建省委書記。當時江西已經有了省委書記，中央蘇區只有兩個省委。又打擊我，又不能不用我，讓我做福建省委書記。就是因為黨的工作，他們也不懂。
從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風，我才講清楚。十幾年受壓，並未洩氣，而且寫出了東西，《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白區經驗總結》，都是在受打擊時寫的。越捱打擊越鑽馬克思主義，接近群眾，寫東西。應該好好工作，更好地鑽馬克思主義，鑽實際。所謂理論聯絡實際，最後都落到群眾工作上，帶領群眾前進。同時要守紀律，不講閒話，越受打擊越守紀律，背後不講，當面講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
長期以來，少奇從內心裡自願地把自己融於群眾和組織之中，他從來不允許宣傳自己，既嚴格，又完全出於自覺，遠遠不是謙虛兩個字所能概括說明的。而“文革”對他的誹謗侮辱，空前絕後的深入廣泛，更使少奇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績鮮為人知。
在烽火連天，群雄爭首，真偽交織，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麼、又為什麼被擁戴為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呢？對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詳。真正將少奇推上黨的領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這7年，他主持華北、中原、華中工作的時期。少奇隨紅軍長征到陝北，正是所謂“紅區損失90％，白區幾乎損失100％”之時。意外地在一張報紙上發現平津“一二·九運動”的訊息，黨中央異常興奮，欲派員前往。少奇成為最合適的人選。總書記張聞天同志與少奇深談後，政治局決定少奇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長征是結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繼續進行更加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長征”。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