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到銀行公會附設的餐廳，去吃一頓中飯。
銀行公會附設餐廳，是銀行鉅子，金融業者碰頭連絡，商量事情，交換情報，和──交朋友的場所。杜月笙請二楊去做什麼呢？通常是結交朋友，蒐集情報，倘若發現哪一定「同業」發生了困難，他們應該迅速尋求困難的癥結，解決的途徑，趕快通知杜月笙，讓他「獲此榮幸」，加以援手。
楊志雄和楊管北花了很大的功夫，他們二位經常到銀行公會吃午飯，前後足有兩年多，在這兩年多的漫長餐會之中，以他們特殊的身份，超然的地位，動人的詞令和卓越的交際手腕，差不多所有的銀行鉅子和金融領袖，都成了跟他們無話不談的朋友。
以無比的熱誠，和渴切的盼望，杜月笙無時無刻不在爭取「結交」和「服務」的機會。
國人自設銀行，應以中國通商銀行為嚆矢，中國通商銀行系盛宣懷創辦，光緒二十三年農曆十月初八開業（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因此，從前中國通商銀行登廣告，必定加上一句「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那到是一點都不吹牛。
但是中國通商銀行請外國經理，在結構上又是「官商合辦」，所謂「商」，也是顯赫如盛宮保（宣懷）者流的「亦官亦商」，即挽近之謂「官僚資本」。滿清末年，老百姓怕洋人狠，更怕做官的靠不住，白花花的銀兩不敢往這種半官半商，洋人當家的銀行裡存，所以這片「中國第一家銀行」，開張之後生意並不好。
早期「中國通商」最大的功勞，是促使工商人士瞭解銀行的重要，於是由旅滬寧波鉅商「阿德哥」虞洽卿（和德）發起，邀同「阿拉寧波同鄉」袁鏖、朱佩珍、吳傳基、李厚垣、方舜年、嚴義彬、葉章、周晉鑣、陳燻、連他自己一共是十個人，募集資本白銀一百五十萬兩，在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開了片純粹商營的四明銀行，就在同一年裡，又由寧波、紹興兩地的旅滬工商鉅子，集資另設一片「浙江興業銀行」，因此，四明和浙江興業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兩家商業銀行。
由於四明和浙江興業開風氣之先，而且經營得法，獲利倍蓗，引起民元以後的一股銀行熱，有銅鈿人紛紛投資於開銀行，當年開銀行便有權利發鈔票，發鈔票規定應有六成現金準備和四成保證準備。四成保證準備可以貸放生息，六成現金準備也不過在檢查的時候擺好來看看而已，於是五六十年前開銀行，利潤要比現在好得多，宜乎銀行之設多如兩後春筍，盛況歷久不衰。
寧波、紹興都在浙江省，中間只隔一片四明山，兩邑人士開銀行也是開風氣之先一般人乃將寧波、紹興同鄉所開的銀行稱之為寧紹幫；而將後起之秀如陳光甫、唐壽民、胡筆江
等所開設的一系列銀行稱為鎮江幫自民國開元到大陸淪陷，寧紹幫和鎮江幫分庭抗禮，炙手可熱，向執中國金融界牛耳，對於我國財政經濟之影響，無比重大。
民國二十四年，官辦銀行為了順利實施中央頒定的法幣政策，對於擁有發行權的銀行，亟欲加以控制，他們採行的方法是施予嚴格考驗，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斥資，秘密收集若干銀行發行的鈔票，收集到相當的數額，驟然之間前往兌取現金，多一半的銀行措手不及，兌不出來，於是財政部因為他們準備不符規定，立即檢查，檢查出了毛病，照說應該勒令停業清理，不過官方為維持金融起見，臨時加入官股，指派董事或董事長，將這一片銀行納入正軌。
當時有發行權的銀行一共是十二家，中央、中國、農民是國家資本，中國和交通官股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百分之五十，交通百分之六十），農商銀行是由實業部主持復業的，農工則由黨國元老石曾任董事長，發行鈔票有限，除去了這六家以後，有問題的便只剩了四明、浙江興業、中國實業、中國通商、中國墾業、中南六家而已。
銀行界聖人徐新六經過這次嚴格的考驗，大家拭目以觀最後結果，由商而官的是中國通商（迄廿三年底發行額三、四三○萬元）、中國實業（同期，三、三六五萬元）、中國墾業（同期，七○八萬元）、四明（一、八三一萬元），屹立不動，安如盤石的為中南（同期四、○二五萬元），和浙江興業（九二五萬元）。
訊息傳出，令金融界人士大出意外，中南銀行因為集合了金城、鹽業、大陸、中南「北四行」的全部實力，組成四行準備庫為後盾，其「泰山石敢當」之勢是理所必然，浙江興業憑什麼駕乎四明之上，竟能經得起這一次大風浪？
如所周知，寧波同鄉是很團結的，在上海工商界的勢力也最大，從民元到民八，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