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的是朱湄筠果敢和潑辣的性格。張學良說：“朱五跟我現在的太太（指趙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是天津女子中學的學生。朱五調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會上，馬君武也坐在那裡，朱五就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抬頭一看，朱五就站在自己面前，驚得他拔腿就走。”張學良的一席話，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出身豪門，又心地豁達的女人。
朱湄筠出生在天津，從小喜歡英文，學業斐然。其父朱啟鈐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長和國務院總理。朱湄筠是朱氏家族的第五位姑娘，所以人稱朱五小姐。抗菌素戰勝利前，她和丈夫朱光沐一直在香港從事營救張學良的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她們的營救毫無效果。應該說明的是， 朱湄筠與張學良素有家族淵源，首先是她的姐姐朱洛筠，後來便成為了張學良同父異母胞弟張學銘的妻子（全國政協委員），而她本人青年時期在天津華西女中就讀時，又是張學良夫人趙一荻的同班學友。正由於朱湄筠和張學良有上述諸種因緣，所以，她後來才成為周恩來及中央有關部門重點考慮的傳信入選。
鄧穎超與張學良、宋美齡的友誼（2）
中央有關部門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遂同意直接派人去香港，設法與朱湄筠取得聯絡。
行前，朱啟鈐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時任中央文史館館員， 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關部門提供了他的親筆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當朱湄筠獲悉周恩來總理有與張學良通訊的動念後， 十分感動。她雖然身居香港，卻對祖國大陸寄予深情，特別是乃父朱啟鈐晚年在京多受周恩來和政府的厚遇，尤讓朱湄筠感激不已，這時朱光沐已經病故，但朱湄筠的許多親友仍在臺灣，所以她當即答應一定遵照周總理指示，親自前往臺灣轉交密信。這時，周恩來才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信的內容很簡單，只有16個字，但飽含深意。即“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在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地址的信上，周恩來總理鑑於當時臺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他本人也沒有任何署名，但是，由於張學良從前多次和周恩來有過書函往來，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來那風格特殊的毛筆字。經過周恩來反覆思考推敲寫下的16個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會讓幽禁中的張學良既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本人對他的關懷，同時也會鼓舞張學良在艱難環境中的鬥志。
周恩來考慮到張氏家族在大陸的成員，數十年來也無時不思念在臺羈押的張學良，尤其是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和雖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軍副司令員張學思，也都對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於是周恩來決定張學銘和張學思也可給大哥各寫信一封，一併透過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臺灣。
朱湄筠接到這三封信件以後，把它們小心密封在一隻精緻糖果盒的底層。然後正式向臺灣方面申請赴臺探親。當時臺灣當局對香港居民赴臺探親也同樣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意在擔心有少數“匪諜”潛入臺島。由於進島的人數控制嚴格，申請探親者至少要有兩人以上作保，方可辦理手續。儘管如此， 朱湄筠仍在臺灣親友們的鼎力相助下，於1962 年4月，得以從香港飛入臺島。
她到臺北後，才發現蔣介石那時儘管在名義上給張學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進張學良在北投復興崗70號的住宅，關卡重重，特務密佈，簡直是難於上青天！她發現張學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邊至少有一個連的便衣擔任“保護”。如果一位從香港到臺的女客去面見張學良，事先必須得到臺灣情治部門的批准才可放行。至於張學良每週必去臺北士林教堂做禮拜的傳聞，經朱湄筠到臺後的瞭解，確認乃是實情。但士林地區歷來為蔣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凱歌教堂聽《聖經》的，除蔣家人外便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像朱湄筠這樣從香港來臺探親的人是決然不得隨便進入士林地區的，更休想利用聽經的機會，把周恩來和兩位弟弟的信函轉交給張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萬一發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會危及張學良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朱湄筠女士沒有氣餒，她決心在臺北住下來，慢慢等待時機。
一直到當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繼續在臺灣久留，必然會引起臺灣情治機關的注意。幸好當年10月10日張學良有一次公開活動，朱湄筠即透過從前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