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總理，就是病到這種程度，還一心想著工作，他的心裡只裝著祖國和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點多鐘，周總理才甦醒過來，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捨地向他告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終生的訣別。敬愛的好總理為人民耗盡最後的一分光、最後的一分熱，為革命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今天再講這段往事時，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淚。總理一直親自領導對臺工作；親自領導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還親自處理具體的涉臺事務。
我常常聽總理談起張學良。總理肯定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挽救國家民族的一大危機”、“為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新中國成立前，只要一有機會，周總理就向社會呼籲，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
建國後，周總理一直念念不忘在臺灣的張學良。1961年在西安事孌25週年紀念會上，政協副主席高崇民作詩懷念張學良將軍，有兩句話是“座中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東南。”周總理當場說：“‘憔悴’兩字太消極，不符合張將軍的性格，應改為‘一人奮鬥在東南’。”
我想起總理多次要辦公室通知政協及有關部門照顧張學良的親朋及故舊。許多事常常是總理親自處理。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也是我軍的一名戰將，他1933年入黨，解放後擔任海軍副參謀長。當他被派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深造時，蘇聯人不理解為何中共中央派一個大軍閥的兒子來學習，不肯接受。周總理親自向蘇方作解釋工作，張學思才被允入學。“文革”期間張學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病重身危。周總理得知後，親自批示要醫院盡力搶救。但由於林彪集團的肆虐，張學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總理幾次指示海軍要查清迫害張學思的問題。
1974年，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出席國慶招待會，並要見報。周總理之所以這樣做，不僅為被禁多年的張學銘平反，推動查清張學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臺灣的張學良。
總理經常說，對臺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當我想起總理在重病中寫下的“託、託、託”，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難過。眼前總是浮現出總理關心臺灣問題的那雙明眸，好像總理在責備我沒做好工作。臺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我心裡總感到愧疚，對不起總理生前的最後囑託。總理生前沒能看到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他是死不瞑目啊！
總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掛念著臺灣問題。他還囑告葉劍英等人，一定要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並要求喪事從簡，遺體解剖，不留骨灰。
傷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來的逝世對羅青長來說是最難過，最痛苦的，至今回憶還仍然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他滿懷深情地說：
1976年1月8日，一個極平常的日子卻因為一位偉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幾分淒涼悲壯，增加了無限的哀思愁緒。每逢這個日子我就會回想起當年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圍，就會感受到當年那萬人空巷送總理的感人場面，就會追憶起當年我手捧著總理的骨灰摻和著悲傷的淚水緩緩地、緩緩地將它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每逢這個日子，我的心就會顫抖，淚眼中浮現出那難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一個不祥的念頭在我腦海中掠過，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願意去證實那我們億萬人民最不情願面對的事實，尚未聽清對方的通報，淚水已模糊了我的雙眼。此後幾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40年的風風雨雨，40年的諄諄教誨，40年的關懷庇護，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難以言表，往事歷歷在目。
我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幫”的慫恿和操縱下；一小撮壞分子大搞打砸搶；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殘害革命幹部；甚至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也受到嚴重威脅。我實在想不通；跑去請示周總理。當時；總理正忙於輔佐毛主席組織和發動群眾的艱鉅任務；同時擔負著內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我從夜裡7點鐘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點鐘；周總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見了我一面。他聽完我的彙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心中無他；積極革命；實事求是地揭發。”三句話字字千鈞；擲地有聲；充分體現了周總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懷。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