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總統制改為了責任內閣制，削弱了總統的權力），因為宋教仁不是他的人。面對國內的局勢不穩與國外列強的威脅，袁世凱退卻了，下令停止向西藏進軍，同時在英國的催促下於1912年12月向英國的“備忘錄”提出了答覆，否認中國干涉西藏內政，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措辭上則極為委婉。英國對中國的答覆大為不滿，要求召開一次會議討論西藏問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殺，這成了“二次革命”的導火線，袁世凱極需列強的支援鎮壓國內的政敵——國民黨，4月份袁世凱繞開國會與五國銀行團（英、法、日、德、意）簽定了“善後大借款”合同，以全部關稅與鹽稅為抵押借款2500萬英鎊，6月份袁世凱下令免去國民黨籍的江西都督李烈均、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7月13日江西都督李烈均宣佈獨立，袁世凱命令部隊進軍九江，“二次革命”爆發，9月1日袁世凱部隊攻佔南京，國民黨在軍事上失利，“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主要領導人流亡海外，10月10日袁世凱威逼國會選舉他為終身大總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北小鎮西姆拉召開了中英藏會議討論西藏問題，中國的首席代表是西藏宣撫使陳貽範，英國代表是英國印度總督外務秘書麥克馬洪，在英國的主導下，會議主要討論西藏的獨立問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英國的支援下態度強硬，與中國代表陳貽範激烈爭論，矛盾不可調和，1914年3月麥克馬洪以調停人的態度介入，丟擲“內外藏”的論調，將今西藏自治區劃為“外藏”，將今青海、四川、雲南的藏族居住地區劃為“內藏”，中國可以在“內藏”駐紮少量軍隊，但不得干涉“內藏”內政，對“外藏”更要尊重其獨立的地位，這種方案實際上是使中國承認西藏的獨立，且使所謂“內藏”的地位留下隱患。但在英國的威逼之下，陳貽範不得不在此不平等條約上草簽，但宣告正式簽署此條約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訓令，令英帝國主義感到不幸的是1914年7月正式簽署此條約時，中國中央政府即袁世凱訓令陳貽範：“此條約中國讓步太多，不得簽署”，就此西姆拉會議結束。由此可以看出，西姆拉會議是一次討論西###立問題而最終流產的會議，是一次沒有形成最終結果的會議，是一次不成功的會議。也就是在這樣一個“先天不足”的會議上，1914年3月份，麥克馬洪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揹著中國中央政府在德里偷偷摸摸地私下換文，在中印邊界東段沿習慣線往北100公里劃出了一條在以後40餘年裡僅存在於地圖上的印藏東段邊界線，這就是至今影響著中國西藏利益的“麥克馬洪線”。
1914年8月，英國對德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分割西藏的活動暫時告一段落。一戰結束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愈演愈烈，中國窮於應付日本，英國忙於本國的經濟恢復及鎮壓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西藏的局勢暫時穩定下來，處於“不統不獨”的模糊狀態，在此期間，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一直接受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向拉薩繳納稅收，一直到1951年，英國政府一直沒有提出什麼異議，連英國政府本身都不承認“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
1947年印巴分治，印度從英國300多年的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隨後印度繼承了英帝國主義在西藏的通商特權、關稅協定權、領事裁判權等侵略權益，當時也未對麥克馬洪線以南的西藏土地提出領土要求。1950年中共開始解決西藏問題，印度才開始緊張，因為共產黨是不承認英國及其他外國在中國領土範圍內的一切侵略權益的，印度擔心它在西藏的權益得不到儲存，因此印度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援下，一方面竭力阻止中國進入西藏，鼓吹西###立，建立中印間的緩衝區，一方面開始打邊境的主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印度希望西###立的幻想破滅了，於是它就趁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立足未穩，以“莫須有”的麥克馬洪線為依據派軍隊在1951年至1954年間對中國西藏領土大肆侵吞，同時在國際上自稱為新獨立國家的代表，偽裝反帝，在帝國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之間保持中立，收買人心，在朝鮮戰爭中對中國表示友好，1955年“提攜”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處理國際問題手段之巧妙，竊取中國的大片領土膽量之大，連英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自愧不如。
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進入西藏，但由於中國兵力有限，西藏條件惡劣，地域廣大，駐藏部隊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