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被造反派嚴刑拷打的時候，經常伴以樣板戲的唱段。
當然，這種事無疑是有的，筆者當年就見過。不過，打人用樣板戲來伴奏，倒不能說是戲的錯，當年納粹用毒氣室殺猶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來伴奏，恐怕也不能說是這兩位音樂家的過錯。顯然，問題不在這裡。凡是從文革過來的人都知道，樣板戲跟文革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它們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產兒，儘管後來有的創作者說過，是江青劫奪了樣板戲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這位“旗手”劫奪過來後，還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臺詞，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於在每個戲上都印上了鮮明的“江青記”的烙印。樣板戲不僅對文革的發動有著獨特的作用，而且幾乎伴隨著整個文革十年的程序，八億人民，八個戲，既起到了給煩悶之極的人們消遣的作用，也給各種急風暴雨的鬥爭伴了奏。那個年月，有多少人僅僅因為唱錯了詞，而遭到批判，甚至丟了性命。文藝界的人體會應該更深，對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說，樣板戲不是戲，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樣板戲的所謂創作原則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樣板戲的繁榮，意味著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黴。
即使這些陳年老賬都不作數，樣板戲以及文革後期的作品，諸如《龍江頌》、《杜鵑山》、《平原作戰》、《閃閃的紅星》之類，也由於那個特殊的歲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著嚴重的缺陷。裡面的“三突出”原則，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說，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別說男女之愛，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談不上，《紅燈記》裡的李奶奶還沒出場，老伴就已經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沒有談過婚嫁，而李鐵梅年齡18，自然不能早婚。《杜鵑山》裡的柯湘，據說跟丈夫關係不錯，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犧牲了，至於《海港》裡的方海珍和《龍江頌》裡的江水英，乾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還是double，好容易有個有丈夫，而且還活著的阿慶嫂，結果還讓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單幫去了，連面都沒讓露。這樣的形象，很難說是一種英雄塑造，只能說是造神，即使對中國革命的宣傳，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當然，更不能反映中國革命的真實歷程。這種概念化、臉譜化、為我獨革的革命文學、普羅文學，當年的魯迅就很反感，曾經告誡人們，辱罵和恐赫不是戰鬥。不是說寫了工人，歌頌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學，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很多人還是拿著那些陳腐的貨色當旗幟，興高采烈地揮來揮去。
在我們一般人的習慣裡，紅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習慣裡，只有最高大，最純潔、完美無缺、最不可思議的英雄才配稱革命人物，這樣的人物，從出生的第一聲啼哭開始，就應該是政治正確的，一路走來，都完美無缺，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稱為紅色，這樣的人物描寫，才可以稱作紅色經典，即使這些所謂的經典的來路，很有問題，而且參與了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災難的政治過程，身上帶著無論如何都洗刷不乾淨的汙點，這些人們還是覺得，只有這樣的東西，才是好東西，純貨。批了多少年的極左，但在某些人眼裡，依然是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只要是左的東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議，走到極端，也是可愛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標準的紅色。
誰的紅色？何來經典？（2）
現在社會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著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義、人民的名義下，大張撻伐的縱隊開出來了，改革好像從開始就錯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災難，好像只有他們才關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敗問題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話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點上俯瞰，從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確的依據，已經做出的歷史決議，彷彿都不算數了，改革初期所深惡痛絕的貨色，似乎又有了可愛的顏色（據說是大紅的）。“江青同志”炮製的垃圾，堂而皇之地變成了紅色經典，紅色與革命，在不知不覺中，甚至可以被偷換成“文革”的同義詞。
難道，還真的讓文革回來嗎？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1）
——讀史札記
拳民就是義和團的成員（圖35…1），這種稱謂是義和團發生那個年月的，沒有褒也沒有貶，他們的對手，被稱為教民。在那個農民起義比較被看重的年月，中學生都知道，義和團跟太平軍不一樣，沒有統一的領導，統一的組織。但是沒有統一組織的拳民，卻穿著差不多的服裝，黃布包頭，紅肚兜，行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