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則與謝林相反，他煞費苦
心地捍衛著自己的聲譽。至於黑格爾，他到1806 年才完成他的《精神現象
學》。
神秘主義、復古，以及有時候對切身利益的關切，都迅速地驅使浪漫主
義者轉向傳統的宗教和反革命。施萊爾馬歇重新擔任牧師的職務；亞當·米
勒在1805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在1808 年，都成了天主教徒。他們都
歌頌“過去美好的時代”，描繪了一幅虛幻的景象，說在那個時代，人們在
貴族的家長式統治下，過著幸福的生活。他們蔑視費希特的理智主義，費希
特自己雖和他們斷絕了關係，但仍擺脫不了他們的影響；早在1804 年，他在
《知識學基礎》第三版中，在“自我”意識之上，重新樹立一種需要作出自
我努力的“絕對性”，而排除無條件的自我獨立性；同時，在他的《當代基
本特徵》中，他將人類歷史區分為幾個時期，用傳教士的說法稱之為“無罪
期”、“初罪期”、“全罪期”，最後這一時期標誌著人的現狀陷入了毫無
節制的個人主義，必須強制把人從這種個人主義中解救出來，以確保“靈魂
的得救”。他無疑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但是，在研究了馬基
雅弗利以後，他的性情又傾向於讚賞對外進行征服的英雄的國家，而厭棄啟
蒙運動的功利主義理想；隨著他的悲觀主義的和權力觀點的思想日益嚴重，
他越來越傾向於利用國家來迫使性本惡的人們遵循“理性”，遵循《知識學
基礎》。
德意志浪漫主義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奧古斯特·施勒格爾從1801 年到
1804 年在柏林進行教學時所解釋的那樣，是促進文化領域裡愛國主義的一個
強大動力；他抨擊古典藝術是崇尚矯揉造作的成果，而浪漫主義則是日耳曼
天才的自然表現，是完全自發性的；他由此得出結論：德意志文明在世界上
佔據首要地位。但是，聚集於海得爾堡的浪漫主義者，透過具體研究本國過
去的文學史而產生了更為迅速的影響。作為詩人，這些浪漫主義者並不重視
方式方法，而是以一股好奇的激情去搜集民間傳說和民間故事，加以翻譯和
改寫。1803 年起，蒂克樹立了榜樣；1805 年和1808 年，勃倫塔諾與阿尼姆
一起出版了他們的著名選集《兒童魔笛》；他們的榜樣帶動了戈雷斯，他於
1807 年同樣從《德意志民間故事集》中選輯了一定數量的故事。《愛情歌手》
從被遺忘中搶救了出來，《尼伯龍根》被譯成現代語，加之，拉·莫特富凱
發現了《西格夫裡特》，在這個意義上，施泰因能夠寫道：“正是在海得爾
堡主要燃起了後來趕走法國人的那種德意志火焰。”
這種民族感情雖然如此深厚，卻仍然停留在文化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
然而，不止一個跡象表明，它暗中正在演變。法國恢復了專制政體，使得自
由主義者們感到絕望和忿怒；波塞爾特在莫羅被判決後不久就自殺了，施拉
布倫多夫和賴夏特已經開始從事反對拿破崙的寫作，貝多芬在《英雄交響樂》
總樂譜中劃去了波拿巴的名字；他們譴責法蘭西民族背叛了1789 年的原則，
並且宣稱它是一個邪惡而又輕浮的民族。1804 年，民族主義情緒的迸發使得
赫德爾的世界主義思想黯然失色，他寫了一首頌歌獻給日耳曼。普魯士人並
不是唯一因奧地利的敗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消失而感到激動的人民。從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時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現了他對法國的公開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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