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部分(2 / 4)

小說:拿破崙時代 作者:雨霖鈴

1800 年左右在英

國風行起來的卻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義,而喬治·克雷布則仍忠於樸實適

中的現實主義。在法國,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說詞和歌曲的寫作,但它沒有

使戲劇、小說和詩恢復生氣。這種情況的出現很可能是由於政治和社會方面

的原因。在英法兩國,青年人在思考和藝術的範圍之外,找到了活動的領域。

在英國,他們被商業和議會政治所吸引,而反對法國的鬥爭又漸漸加強了對

英國國教的信仰。華茲華斯、科爾裡奇和索賽在被社會孤立的壓力下,最後

屈服了。在法國,青年人或者參加革命隊伍,或者亡命國外。到1815 年止,

戰爭一直在吸引著他們的想像力,誘使他們追逐榮譽和財富。拿破崙本人就

是個浪漫主義詩人,後來轉化成一位活動家,夏託勃里昂則沒有經歷同樣的

轉化,這對於他來說並不是必須如此。

德意志的情況有所不同,它仍舊被束縛在中世紀的框框裡。熱情而意志

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是和韋尼奧②同類的人,他原來並不熟知革

命,就連戰爭也沒有能吸引他;因為德意志的愛國主義當時還不是政治性

的,只是領導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貴族的事。

事實上,德意志的兩位大詩人歌德和席勒在度過狂熱的青年時期之後,

也隨波逐流,前者成為魏瑪公國查理…奧古斯特的大臣,後者成為耶拿的教

授。他們研究了古希臘,宣稱發現了怎樣能使人的不同傾向在藝術領域內和

諧起來,即使生命的活力與激情同理性調和起來。他們的新人文主義號召個

人自我孤立起來,以便“整體”地自我教養;這種人文主義在哲學上傾向於

泛神論觀點,在一段時期裡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威廉·邁斯特》(1794

—1796 年)、《沃倫斯坦》三部曲(1798—1799 年)和《鍾之歌》(1799

年)等傑作引人入勝,傳誦一時。威廉·馮·洪堡投入了古典主義運動,弗

裡德里希·赫爾德林也並非置身於這個運動之外。

然而,這種吸引力是短暫的,這也不是偶然的現象。在任何其他國家,

神秘主義都沒有這樣強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透過虔信派和摩拉維亞修

士派,人們可以發現十七世紀的鞋匠和通神論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義者

之間的聯絡。象亞伯拉罕·維爾納、卡爾·裡特爾和弗朗茨·巴德爾這樣的

學者都讀過伯梅的著作,他們以自己對他的著作的實際理解,竟作了一些最

意想不到的象徵性的解釋。康德之後,直覺主義繼續在德意志哲學中佔據著

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終於把哲學引到了先驗論的唯心主義。費希特在1794

年出版的《知識學基礎》一書中,透過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當作純粹

活動中出現的唯一真實。然後,他又樹立了“非我”,以便給“自我”提供

一個企圖吸收“非我”的動機。後來,謝林又賦予“非我”一種獨立的存在,

儘管這種存在純粹是唯心主義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絕對”的兩

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的無意識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開,但是藝術家的天才可

以透過直覺掌握它們,並把它們在作品中表現出來。最後,音樂在德意志達

到了空前的繁榮。海頓那時候正在創作他的最偉大的樂曲《四季》和《創世

紀》,他的藝術仍然散發著十八世紀的滿面春風的充滿信心的樂觀主義的氣

息。另一方面,貝多芬的悲劇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鳴曲中有所激發。

十八世紀將近結束之前,一群脫離了歌德以及更脫離了席勒的人,把“浪

漫主義者”和“浪漫主義”作為他們號召的旗幟,並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在他的兄弟奧古斯特的幫助下,在柏林發行了一

個叫做《雅典娜神殿》的雜誌,這份雜誌出版了三年。他們1798 年在德累

斯頓,1799 年又在耶拿(奧古斯特在這裡任教)會見了諾瓦利(他的真名是

馮·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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