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下的調整，無論蘇聯還是美國，
都不可能對他感到滿意，他的下臺在所難免。
儘管如此，德國人還是給了阿登納以重要的歷史地位。他們把聯邦議會
大廈稱為“阿登納大廈”，把阿登納的巨幅畫像懸掛在其中醒目的位置，並
給了他“聯邦德國之父”的崇高榮譽。這在戰後德國是首屈一指的。人們把
阿登納同締造德意志的另一位偉人馮·奧托·俾斯麥作對比，認為他們都為
德意志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奠定了基礎。對這兩位偉人作一番比較，就會清
楚地看到，雖是同一目標，但阿登納與俾斯麥的做法完全不同。
第一，俾斯麥走的是一條軍事大國的道路，他是以“鐵和血”的武力戰
爭來作為實現德國外交目標手段的。二戰後德國實行非軍事化，被盟國徹底
解除了武裝，軍事武力之路顯然是不可行也不可取。阿登納選擇的是以經濟
立國之路，他透過推動經濟發展、增強國家經濟實力來提高聯邦德國的國際
地位，並努力以經濟來擴大其政治影響力。阿登納藉助美國支援與歐洲聯合，
利用聯合歐洲所擴大的共同市場，也捕捉住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結果，他
成功了。他的經濟專家們在他創造的有利外部環境中，創造出了聯邦德國的
經濟奇蹟，使它成了“經濟巨人”。經濟發展之路的選擇，使聯邦德國完全
擺脫了它作為戰敗國所受的政治軍事限制。阿登納時代打下的經濟基礎，大
大增強了聯邦德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在國際舞臺上發言的份量。正如西德
財政部長施特勞斯所謂“今日之經濟力量取代了德皇凱澤時期的步兵師團”，
在全球經濟聯絡與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經濟實力越來越成為衡量綜合國力
的重要標準的戰後時代，經濟實力奠定聯邦德國的大國基礎。
第二，俾斯麥善於在東西歐之間搞平衡，他執行的是同時面向東西歐雙
方的政策；而阿登納的外交政策則是不折不扣的向西方一邊倒。這也是俾斯
麥與阿登納不同的。一邊倒卻是阿登納從冷戰國際關係現狀中得出的結論，
也是阿登納要從根本上打破德國“中歐地位”傳統，結束德國在東西方之間
盪鞦韆命運的現實選擇。阿登納認為，這種“盪鞦韆”導致了德國的鄰國對
德國地緣政治地位的恐懼，只有從根本上消除這種恐懼，才能使鄰國不再對
德國的發展設定障礙。可以說，俾斯麥的兩面外交是以一種實力地位為基礎
的，而阿登納的一邊倒是在追求一種實力地位；俾斯麥政治軍事實力後盾給
德國的鄰國以巨大的威脅，而阿登納經濟立國卻努力尋求與西方盟國共命運
和平共處。結束德國“中歐地位”，對戰後聯邦德國的和平發展具有重要意
義。
第三，阿登納否定了自中世紀以來就發展起來的具有強烈軍事擴張色彩
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這與俾斯麥強調發揚提倡“將個人失意轉變為與國家、
集體共命運”的德國式民族主義也完全不同。阿登納將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要
求巧妙地隱藏在宗教感情之下，大講基督教倫理道德原則和自由平等的精
神，要求德國人認同於西方，擯棄已被希特勒納粹搞得聲名狼藉的德意志民
族主義，以一種信奉“歐洲主義”的“歐洲人”新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俾
斯麥帝國有著窮兵黷武、軍事擴張的民族主義色彩，而阿登納德國則極力避
免使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措辭，注意樹立“朋友和鄰居”以及“好的歐洲人”
形象，使戰後聯邦德國改變了世人對德國人長期形成的印象。
戰後德日發展的相似性，也使得人們禁不住把阿登納與戰後日本的奠基
者吉田茂作比較。許多人認為阿登納為聯邦德國、吉田為日本確立的經濟立
國的發展戰略是異曲同工。人們看到這兩個人在許多方面有著相似的經歷。
比如他們同是保守派政治家，同是帝國時代出身的跨世紀老人，在執掌國家
大權之前，他們都有著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並且，在確立興國大計時，這
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