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陳賁敲開了那位同學家的大門。門衛問明來意後，進去通報，回來時，對陳賁說：“首長剛開會回來，現在要休息。”
“那我看看他的愛人。”
門衛再次返身去彙報，出來後又說：“××（那位同學的夫人）同志也要休息。”
那位同學的閉門羹深深刺痛了陳賁的心，從此，他再也未見那位同學，黃佩文也再不勸陳賁去作受辱的拜見。不久，黃佩文作為右派家屬，調離石油部機關，下放到四川油田大山裡的南充地調處自貢基層隊，兩個女兒仍在北京讀書。一家四口，從此天各一方。
冷湖油田地處青海柴達木盆地西部，海拔近三千米，高寒缺氧，荒漠無垠的戈壁上不但人跡絕無，連地表植物也難覓到。缺少水源，進入戈壁一旦迷失方向，就有被大漠吞噬的危險。四十年過去了，這裡仍然是我國生活與工作最為艱苦的油田。
陳賁到冷湖後，還是有許多機會回北京的，因為大慶油田已開始大規模開發，正是用人之時。時任石油部部長的餘秋裡一直關心陳賁的命運，據說他曾託人捎話給陳賁，讓他回北京認個錯就行了，但陳賁死不認錯。1962年，餘秋裡到冷湖視察，特意讓陳賁參加座談會，並在兩期簡報上登載陳賁的發言。1963年底，餘秋裡又親自安排陳賁回北京與家人團聚。這是陳賁落難五年後第一次與親人相會。令餘秋裡失望的是，數年的期望，沒等到陳賁一句認錯的話。餘秋裡職位再高，也無能為力了。
除餘秋裡外，陳賁的親朋老友勸說他認錯的話更是不絕於耳，但都被陳賁所拒絕。眼看一批批的“右派”被摘帽重新安排工作，陳賁的故交只好寫信給黃佩文，懇請她勸說陳賁認錯，好早日回來工作。信中動情地說：“我們需要他。”
1964年，陳賁在老君廟的好友、地質學家杜博民到冷湖油田出差，專程去看望陳賁。他提出想與陳賁認真談談，誰料竟被陳賁拒絕。事後，與陳賁一同落難的一位青年技術員勸陳賁接受杜教授的談話。陳賁低沉地說：“他要談的無非是關於如何撤消我的處分的問題，要我寫一份檢討，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罷了。歷史會作出結論，我不能為了早日撤消處分而違背良心去說假話。”
此言雖說自戈壁荒野，但其所折射出的人格的力量卻如九鼎大呂，令世上多了幾分做人的尊嚴。
後來得知，石油部曾給青海石油局去函，請他們找陳賁談話，只需他寫一份簡單的檢討，就可以解決他的“右派”問題，但遭到了陳賁的拒絕。心如鐵石，氣若長虹，陳賁這種為了真理寧折不彎的性格，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富有社會理想和肩負社會道義的知識分子所展現的一幅幅悲壯的畫卷，從屈原放逐汨羅江到林則徐罷黜新疆，中國知識分子這種以愛國、守節、清貧、修身為處世之本的優秀品質，強烈地閃現出我們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但伏清白以死直，那些對生活懷有原則的人，卻往拄只有令後人哀嘆的悲涼結局。我們曾經批判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對於身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陳賁，以他的悲劇與歷史上的悲壯畫卷連綴成幅，就不能不說我們今日為結束這種反道德歷史而進行的席捲神州的改革大潮，同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陳賁在昇華他的悲劇人格的時候，並沒有放棄他的地質學家的責任，他利用一切機會為他畢生追求的石油事業工作，繼續研究和豐富他的“陸相生油”理論，並用這個理論去指導冷湖油田的開發。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他於1963年完成了“勘探侏羅系尋找新油藏”的論文，並根據論文中闡述的理論，在青海陸相侏羅系地層找到了豐富的油流，從而掀開了青海石油勘探開發的新篇章。陳賁這篇論文的價值可以作這樣一個比喻，如果三十年前評選國家科技進步獎的話，陳賁因這一理論貢獻，是必定要捧走獎盃的。
但冷湖畢竟是一個小油田。我由此想到了大慶油田，想到了勝利、遼河、華北、大港……如果陳賁不被陷入樊籠，作為石油部總地質師，他將作出何等大的貢獻。人類社會沒有比浪費人才更大的浪費了。
陳賁始終對他的“右派”問題能夠得到公正的解決懷有希望，但文化革命的風暴在冷湖戈壁上捲起的塵埃破滅了他的希望。有傳聞說，他死前曾被毒打，實際上，他剛剛受到點名批判時，便冷靜地作出了選擇。他一定認為生前再也沒有恢復真理的可能，只有玉碎成仁了。
1966年6月15日，地質學家陳賁以石油部頭號“右派”之身自縊冷湖。
就在陳賁的靈骨孤寂地在戈壁的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