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廣告詞：“修身美形，一穿就現”。
大老闆雖然書沒念過幾本，但對當時的中國人的消費心理倒是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的代表性的話是：“中國人對質量和品牌的認可就是看電視，誰露臉多就買誰的賬。”
他說得一點沒錯，廣告做出去以後，許多愛美的女人們都紛紛跑到商場選購她們心目中的“魔術內衣”，於是全國各大城市、商場的定貨單就像雪片一樣飛來，許多定貨單子上還附上電報：“急！急！急！”
泰麗公司的內衣生意市場幾乎就在一夜之間迅速膨脹了起來，剛開始公司的辦事處設在北京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小賓館裡，時隔不到３個月，泰麗就在北京市的朝陽區ＣＢＤ著名的國貿大廈租賃下了半層寫字樓，公司原來萎縮在小賓館裡兜售那些人們認為可笑的內衣的小公雞、小母雞們，一下子個個西服革履、皮鞋咯咯地打卡上班了，搖身一變成為當今的白領。
我其實是個極其優柔寡斷的人，內心很矛盾，在泰麗公司進駐國貿大廈的第二個月，幾經猶豫和無數次舉棋不定後，我終於決定從新華社辭職，受榮任泰麗公司執行總裁的鄭天時之邀擔任泰麗公司市場營銷部總監。在泰麗公司那小半層裡我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小間辦公室。
之所以這次有這樣斷然的舉動，是有兩個原因。
我首先是徹底的對華新社的失望和失意。其實在我之前，幾十年來幾乎鐵板一塊的華新社國內新聞編輯已經出現區域性流失現象，許多原來和我一樣鐵了心準備在華新社光榮退休的記者先生、女士、小姐們也紛紛遠走他鄉，或委身於中央機關有關部委局的頭腦當個秘書什麼的（一般這種秘書在機關的人事檔案上行政級別一欄都註明正處或副處），或是投奔老牌或新貴的大公司謀個高薪職位，當然也有資歷深厚的迴歸學院堂皇地當起教授。這次突如其來的流失潮，原因雖然各個不同，但共同的一點還是兩個詞：失望和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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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二（2）
有一位棄筆從仕的華新社前輩曾在一個極私密的場合舉著裝滿了從法國拍賣得到的葡萄酒的酒杯熏熏然道：“世界各國通訊社，唯一的一個從管理制度、發稿機制、獎懲體系等方面全方位逆新聞規律、市場法則而動卻盲目自詡為第幾大通訊社的就是華新社。曾代表著朝氣和改革銳氣的華新社，成了一個令人窒息的黑盒，而大家都在沉默，各種披著改革外衣的體制讓大家只有沉默。
我不想在沉默中死去，更沒有自由空間讓我爆發，我只有選擇逃離，哪怕忍受遺棄曾經傾注在它身上的青春理想的悲痛。來，為我死去的青春理想，乾杯！”當琥珀色的酒液猛地灌進他的身體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心中充滿無限的悲哀：一個曾經犀利無比、憂國憂民的記者已經死去，而一個無聊的官僚正在成長。
第二個理由我想也是最值得大家理解的，在這麼個沒有相當福利保護的體制下，我的老闆鄭天時當時開出誘人的物質條件及……
鄭天時幾年前還是和我一起花天酒地、亂談美女和愛情的俗人，那時他的職業是“策劃人”，說白一點就是喝了點小酒後瞎琢磨出一歪點子就拿出去和一些懵懵懂懂卻想一夜成名的企業套瓷騙吃騙喝的主兒，其代表人物就是後來混不下去，跑到西部拐騙了一家西部企業的家底而被政府英明專政的何新。
但看似粗糙的鄭天時卻心細如髮，換句話說就叫極有洞察力，他早看出了魚龍混雜的“策劃人”圈子不是長久發展之計，還在那批人大撈特撈的時候就琢磨“怎麼樣才可持續發展”，於是，他寫書，他去講學，靠勞動老老實實掙錢，很快便從當初的那批“策劃人”中脫穎而出，而最終以自己的名氣和聲望以及一個完美的策劃方案打動了來北京尋發展求良策的泰麗公司的大老闆。
在２００２年底的某一西風瑟瑟的冬日，就在貴賓樓飯店那間無數名人住過的總統套房裡，泰麗公司大老闆在聽了鄭天時長達４個小時的“呼籲報告”後，本來平均兩個小時就要上趟廁所的大老闆竟然忘記了發炎的前列腺一次次的報鍾，轉身“咯”一聲開啟隨身帶的密碼箱，甩出七、八捆嶄新的人民幣，說了一句改變鄭天時命運乃至最終影響到我命運的話：“鄭老師，我已決定聘任你為我泰麗公司的執行總裁，這點錢您去買點工作服。”鄭天時他那天去找大老闆的時候，穿了一件早期溫州產的西服，而且自打四年前從溫州買來穿上後就沒洗過，中間有粒紐扣還掉了。
富貴了的鄭天時沒有忘記我們這些當年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些各方面都在滑坡的老朋友都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