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變很可能不沿著這兩條道路發展。商業危機（它是促進無產階級獨立發展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國的競爭和中等階級的日益破產將加速整個程序。我不相信人民會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１８４６年或１８４７年行將到來的危機，想必會促成穀物法的廢除和憲章的透過。憲章將引起什麼樣的革命運動，現在還很難說。但是在這次危機之後和下一次危機之前（按過去的危機類推，下一次危機應當在１８５２年或１８５３年到來，雖然它的到來可能因穀物法的廢除而推遲，或因外國的競爭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國人民大概會對順從地忍受資本家的剝削或在資本家不需要他們的時候就去餓死這樣的事情感到厭惡。如果到那時英國資產階級不變得聰明些（按所有的跡象來判斷，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會到來，這次革命將是過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絕望地步的無產者將要像斯提芬斯向他們宣傳過的那樣去放火；人民復仇的怒火將迸發出來，來勢之猛就連１７９３年也不能與之相比。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是人們之間進行過的一切戰爭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戰爭。即使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即使資產階級的習氣普遍地改好了，也都無濟於事。要知道，整個資產階級的觀點的改變至多也只能達到不徹底的ｊｕｓｔｅ－ｍｉｌｉｅｕ〔中庸〕的程度；那些較堅決地歸附於工人的資產者會形成新的吉倫特派，這一派別將在暴力行動擴充套件的過程中滅亡。一個階級的偏見是不可能像舊衣服一樣扔掉的，保守、狹隘而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尤其不會這樣做。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做出所有這些結論，因為這些結論所依據的一方面是歷史發展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另一方面是人類的本性。在英國做一個預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為構成社會的一切因素在這裡都獲得了這樣明確的發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從既成的形勢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經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進行得比我在這裡所描述的溫和些。這與其說將取決於資產階級的發展，倒不如說將取決於無產階級的發展。無產階級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報復和殘酷性將愈少。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共產主義只承認這種敵對在目前的歷史意義，但是否認它在將來還有存在的必要；共產主義正是以消除這種敵對為目的的。所以，只要這種敵對還存在，共產主義就認為，無產階級對他們的奴役者時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開始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槓桿；但是共產主義比這種憤怒更進了一步，因為它並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類的事業。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想到要向個別的人復仇，或者認為某個資產者在現存的條件下能夠有不同於現在的行動。英國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正是從不歸咎於個別人的原則出發的。因此，英國工人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愈多，他們現在的憤怒就愈快地成為多餘的（如果這種憤怒今後仍然表現在以前的那種暴力行動中，那它無論怎樣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在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發動中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也就愈少。假如能夠在鬥爭展開以前使全體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化，那末鬥爭就會很和平地進行。但是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認為在英國現在已無法避免的窮人反對富人的完全公開的、直接的戰爭爆發以前，至少也能使無產階級對社會問題有個清楚的瞭解，使共產黨能夠在有利的情況下逐漸克服革命中的野蠻成分並預防熱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國的經驗並不是沒有用的，而且現在憲章運動的多數領袖都已經成了共產主義者。而因為共產主義超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所以它和純粹無產階級的憲章主義比起來，更容易為資產階級的優秀的代表人物（但是這種人是極少的，而且只能從正在成長的一代中去尋找）所贊同。
如果這些結論在這裡還顯得根據不夠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別的地方有機會來證明，這些結論是從英國曆史發展中必然得出的。
我堅決認為：現在已經間接地以個別小衝突的形式進行著的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在英國成為全面的和公開的戰爭。要想和平解決已經太晚了。階級的分化日益尖銳，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憤怒在加劇，個別的遊擊式的小衝突在擴充套件成較大的戰鬥和示威，不久的將來，一個小小的推動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濤。那時全國都將真正響徹戰鬥的號召：“對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那時富人們再想採取預防措施就已經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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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這裡，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樣，當我說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