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經濟學家竟然贊成這種積極的合法避稅形式。他們認為，公司董事有義務最小化成本，包括稅收。透過這種方式，他們能抑制高稅收/高消費的政府，迫使它們服從市場經濟的嚴格法則。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會認識到原來他們對政治領域的想法有多麼幼稚。在傳統的術語層面上，稅收並不是企業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將其作為利潤分配更準確一些，這跟稅收出現在損益賬戶中是一樣的。
同樣重要的是，這種便利使得跨國公司能夠透過它們設在類似澤西這樣避稅港的有名無實的紙上子公司安排它們的貿易和投資，還使它們能獲得高於它們競爭對手的明顯稅收優勢。由此造成了一個不平等的競爭領域，這給了跨國公司相對於非跨國公司更多不公平的優勢。在幾乎任何情況下，這都意味著更有利於位於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競爭者。這種不公平優勢還因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投資的壓力而更趨惡化。這種方法往往被誤認為是稅收競爭，稅收競爭同樣對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內競爭對手有利。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合法逃稅和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外國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