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就是為了隨時瞭解我們的動向。另外我選了個貧民團長，是個貧農，本來以為他可靠，這人工作也很積極主動，每天來提供情況，還從國民黨那兒搞來了90多支槍。由於我們人少，這些槍帶不走，就沉入村裡的池塘裡。我們開會、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兒都帶著他。沒想到，他也是“小保隊”的，那90多支槍是他用來換取我們信任的“禮物”，沒過多久，敵人包圍我們時，他就悄悄地撈了上來，給敵人了。我們讓他送到梅莊區十六旅炮兵連所在地的傷員也被他在路上殺了。
打土豪，分田地（4）
在本子店，小保隊和青紅幫的勢力很大，如果我們的同志被他們逮住，準沒命啦。文工團的兩個同志就被“小保隊”用石頭砸死了。鮑先志曾經帶著一個連的武裝，和一部電臺路過木子店臺子灣，我們給他彙報了這事，他說：“敵人手中拿的是槍，你們拿的是燒火棍？”他還告訴我，敵人已經殺了我們不少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我們要想站穩腳，就要鎮壓他們的骨幹。我們一商量，就把“妞子”的乾媽和那個貧民團長，還有“小保隊”的骨幹和頑固的原保甲長帶到上半區，召開群眾大會，宣判死刑。晚上悄悄地把他們拉到村外，用刺刀把他們捅死了，不敢用槍，恐怕再驚動了“小保隊”。文革中，我為這事還受了批判，說我當年把自己的“貧民團長”殺了。那時在鬥爭緊張情況下就是這樣，副區長，甚至工作隊員就有生殺大權，殺一個貼一個佈告，在上面畫一個大紅勾，就是宣判死刑了。有時也真有點殺多了，所以連基本群眾也躲著我們。
那時天天都很緊張，晚上睡覺，都要轉好幾個地方，六七點到一個地方，###點又得換另一個地方，十點以後再換一個地方，有時一晚要折騰四五次。因為沒有群眾基礎，我們不但要防國民黨部隊、“小保隊”，還要提防老百姓去報告。
有一次，我帶領兩個貧民團長到縣裡開會，縣裡說情況緊急，他們也要轉移。會沒開完，我就帶著人回來了。到了中午，我們組織起來的六七個民兵，嚷著要回去吃飯，我讓他們下去了。等了半個小時，不見他們回來。文工隊員田夫下去找，在半山腰，一個老鄉來報信，說他們過去投“小保隊”了。田夫趕緊回來，周圍的槍聲就響了。我和田夫操起槍就往外衝。我打了兩槍，槍就卡殼了，只能做做樣子。村邊上圍了一大堆人，也分不清是好人壞人，他們喊：“王區長，你過來，沒事！”我肯定不能過去，他們沒拿槍，但不少人手裡拿著扁擔，我一過去就要死在他們手裡。我朝他們喊：“你們不準過來，過來我就開槍。”田夫又打了兩槍，他們害怕了，這才往後退。我們順勢過了河，往對面山上跑。還有一個隊員叫石鴻章，他從另外一條路突圍了。山上松樹密密麻麻的，我和田夫跑散了。但那次運氣不錯，都跑回來了。我心裡難受啊，村裡90％以上是貧農，可就是沒有人幫你，你為窮人打天下，窮人不領情，還帶著敵人來捉你，這最讓人寒心。可是也沒辦法，工作還得做。
過了三個月，我們又到了木子店，有人報告說：“有兩個人，把農會主席的兒子挑了！”我們幾個人就到村裡開會，讓鄉親們都去，那兩個人也來了。大別山就是這樣，你根本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特別是“小保隊”，平常也和貧農一個樣，就是腰裡多把槍，冷不防地給你一槍。就是沒有槍，幾個人把你捉住，用石頭也要把你砸死。鄉親們到齊後，我們把大門一關，崗哨放上，事情宣佈了一下，然後把兩人捆起來，拉到外面不到30米，就用刺刀捅死了。
還有“妞子”，年紀小，可吃大苦了。他們有次住在一個村子裡，這裡三面環山，一面是條30多米寬的河水，水深有兩三尺，有的地方更深。大家正在兩間小屋裡忙著燒火做飯，有的忙著拆槍、擦槍。米剛下鍋，組長馬鴻文的加拿大沖鋒槍剛拆開，村背後響起一梭子清脆的機槍聲。哨兵跑來報告：“後山發現了敵人，山溝裡也有敵人。”馬鴻文忙讓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過河搶佔制高點。他把槍零件含在嘴裡，邊跑邊裝。文工隊員傅蘭英和“妞子”張佩英跟著他向河邊跑。馬鴻文看河水流得急，不遠處就是旋渦，喊著讓她倆往上游跑幾步再下水。誰知她倆沒聽清，跟著下了水。眼看快過來了，“妞子”滑到了一個旋渦裡，只露出了個腦袋。傅蘭英忙去拉她，河邊石頭上長滿了青苔，踩上去很滑，傅蘭英拉了兩下，把她袖子都拉掉了，還沒拉到。後面的“小保隊”已經在喊：“捉活的，捉活的！”“妞子”哭著喊：“蘭英姐，你不能丟下我，你要是帶不走我，就把我打死！”傅蘭英顧不得說話，忙把自己身上的溼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