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確實在高平之戰後，樹立了自己的派系，即所謂“義社十兄弟”。雖然“義社十兄弟”的成立與張永德和趙匡胤的日益親密不無關係，但從《宋史》看，“義社十兄弟” 中至少有六人大是後漢時期投軍。高平之戰後，他們均在殿前司各軍中擔任中級將領。這與趙匡胤的選拔必然存在直接關係。
第三，選拔為趙匡胤在殿前司打下了堅實的“群眾關係”。高平之戰後，趙匡胤只是被擢升為殿前散員都虞侯，領嚴州刺使，職務低於殿前都虞侯。所以單從職務上看，趙匡胤對中級以上的軍官應該只有推薦權，而對基層軍官則有決定權。所謂“父子分典禁軍，一時榮之”云云，應該是屬於史家的“飾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太祖掌軍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歸之。”所謂“六年”正是從趙匡胤負責殿前司選拔開始計算的。
因此說，高平之戰應該是培養趙匡胤野心的溫床，並對趙匡胤日後成功實施兵變起到了劈山開路的關鍵作用。
點檢做天子
《宋史 太祖本紀》：“世宗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雲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
對此事件，當今學者多有研究，並得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是推測這一事件趙匡胤所為，如張其凡先生《趙普評傳 陳橋兵變的指揮者》等；另一是推測為李重進所為，如鄧廣銘先生《趙匡胤得國及其與張永德、李重進的關係》。
支援趙匡胤所為最重要的依據是，趙匡胤是這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蔣復璁就明確指出：“三尺木之來，實屬可怪，代者為太祖，不是有很大的嫌疑嗎？”其它依據還有：一、趙匡胤當時屬於張永德一派，但其個人實力也已迅速膨脹，而張永德的存在無疑已經成為趙匡胤繼續擴張的絆腳石。二、最讓趙匡胤害怕的樞密使王樸於顯德六年（公元559年）春辭世，而此時世宗有身染重病，因此野心膨脹的趙匡胤很可能在此時萌發了奪權之念。三、趙匡胤一直在世宗左右，因此大有做手腳的機會。這種說法在當前學術界影響非常廣泛。
此說似乎頗有道理，但細經推敲還是發現不少破綻：一、趙匡胤的實力雖擴張迅速，但當世職位、實力、威望高於趙匡胤者不止一人，比如慕容延釗趙匡胤就以兄長之禮待之。因此，就算張永德被罷免，也不一定就由趙匡胤代之。二、《五代史 周世宗紀》和《宋史 太祖本紀》記載，“三尺木”事件應發生於世宗不豫之前，因此趙匡胤在此時野心膨脹實屬不可思議。就算“三尺木”事件發生在世宗不豫之後，但世宗當年未滿四十，又有誰敢斷定不豫之後一定會一病不起呢？三、趙匡胤雖一直在世宗左右，但以武將之身在四方文書中做手腳恐怕也不太容易。且以世宗之精明，趙匡胤做此手腳不被察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這類事情一定不可能是趙匡胤親歷親為，既然不是趙匡胤親手乾的，那李重進也脫不了干係。
推測李重進所為的依據，主要是李重進與張永德不睦。自周太祖郭威到世宗柴榮，對二人的使用始終帶有互為制約的含義。張永德雖然在後臺方面與李重進不相上下，但官職始終略遜李重進一籌。這就使得張永德的心裡一直不爽，故而一有機會就拆李重進的臺。《宋史 李重進傳》載，張永德經常在宴請將領的時候說李重進的壞話。還曾經說過李重進有奸謀，讓聞聽的將士們驚駭不已。張永德甚至曾派使者攜“密表”向世宗上奏李重進有“歹心”。而世宗對此心知肚明，所採取的態度是“既不信，也不管”。對李重進而言，他對張永德的中傷肯定也不會舒服，因此，“三尺木”事件安全可能是李重進對張永德的報復之舉。另外，從世宗對這件事的處理上看，也可以說明世宗已經猜到此事系李重進派系所為，因此任命了張永德派系的趙匡胤代之。
在我看來，雖然李重進的嫌疑很大，但趙匡胤也並不一定就是清白的。我的依據如下：一、以趙匡胤勢力擴張的迅速程度，不可能不為張永德所忌。而張永德的存在也確實影響了趙匡胤的繼續發展。而如果張永德被罷免，即使替代者不是趙匡胤，但趙匡胤也已經掌握了殿前司的中層將領和基層將領的支援。二、趙匡胤在當時是否萌生奪權之意，並不能成為其製造“三尺木”事件的依據。因為在###上，並不是所有的行為都是以造反為目的的。三、李重進與張永德不睦是人盡皆知的事，對於“三尺木”事件的發生，任何人都會想到是李重進所為。趙匡胤很可能利用了這一點，既扳倒了張永德，又保持了與張永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