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區。各地區建立情報電臺、情報交通站、交通線等聯絡指揮系統。
中社部與中情部還派出重要幹部，加強各地工作。晉察冀邊區是陝甘寧邊區以外最大的根據地，杜理卿改名許建國，帶領工作組前往指導工作。潘漢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區，就地隱蔽，秘密開展工作。譚政文調到晉綏地區主持工作。
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開活動。於是，中共老將紛紛出馬，分別駐紮國統區要地。
周恩來駐紮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負責與國民黨中央聯絡，同時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博古、吳玉章、鄧穎超等不時往來重慶。林伯渠在陝西省會西安，謝覺哉在甘肅省會蘭州，公開職務是八辦代表，同時也領導西北的地下工作。
設點、連線、結網，中共的情報工作很快形成覆蓋全國的網路。中央確定的地下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國民黨中統專門負責反共特務工作，局長徐恩曾敏銳地看到中共已經“實現180度大轉變”，立即派人潛入延安，從抗大得到一本張浩所著教材《黨的策略路線》。徐恩曾從中分析共產黨的新戰略：“共產黨懂得在國共再次‘合作’之後，必須及時組織自己的軍隊，必須及時在‘友軍’中進行工作，必須儘量保持公開活動的機會，必須穩紮穩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豐滿以前，隱忍退讓，避免與國民黨分裂。”徐恩曾又判斷共產黨的新戰術：“歸納起來，就是要每一個地下工作人員，人人都有正當的職業，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樣，讓別人絲毫看不出他是共產黨員，這就是共產黨新地下戰術的特色——長期隱蔽。”
徐恩曾自詡為反共專家，自稱“在抗戰以前，共產黨的任何最高機密，我們都清清楚楚”。那時，中統的偵破常常令對方防不勝防。可是，此時的徐恩曾卻陷入困惑之中，“共產黨這一套新的戰術，帶給國民政府無窮的困擾，我更是首當其衝。”
轉入進攻的中共情報工作，令得國民黨防不勝防。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令國民黨特務頭疼的“八辦”（1）
國共合作，共產黨在全國有了合法身份，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也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為了對日作戰與國共和談的方便，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在國統區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因八路軍又編制為第十八集團軍，也稱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西安、南京、武漢、長沙、桂林、重慶、蘭州，全國各大戰區都有了八路軍的公開機構。按照國際慣例，駐外機構收集整理情報，乃是一種公開而合法的本職工作。各地的“八辦
”不僅是為八路軍輸送糧餉的後勤機構，也是中共中央情報部伸到各地的腿！
第一個駐紮國統區的合法機構由李克農創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之後，立即邀請共產黨派人來西安共商大局。中共中央決定在西安設立紅軍聯絡處，由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亦稱西北聯絡局）李克農擔任西安紅軍聯絡處主任。1937年1月中共中央開進延安，2月紅軍聯絡處在西安掛牌，從此，國共關係就常常用“西安”和“延安”代稱。
西安紅軍聯絡處設於七賢莊一號，西安城內一處平房院落。李克農到任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秘密電臺，直接與延安通電。此時，張學良迫切需要同中共聯合行動，應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征討，也支援劉鼎在紅軍聯絡處搞電臺。這個電臺既要保持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中央的秘密聯絡，又要為延安向全國轉發新華社公開電訊稿，工作十分忙碌。當時，活動在西安的國民黨特務組織並不聽從張學良指揮，因此，紅軍的秘密電臺又要防止特務突襲。童小鵬等機要人員在七賢莊挖了一個地下室，又在地下室的牆洞安上活動木板，隨時可以隱藏電臺。
這個小小的聯絡處，卻是中共在國統區的惟一公開機構。僻居延安的中共中央，從此有了對國內外敞開的視窗！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到這裡找共產黨商討抗日，許多進步青年從這裡轉往延安參加革命。聯絡處還積極為延安採購奇缺物資，醫療藥品、印刷用白報紙、棉布、通訊器材，都從這裡轉運延安。周恩來與國民黨中央代表談判合作時，也住在這裡。從外交到外貿，從聯絡到統戰到情報，聯絡處執行著黨中央賦予的多方面任務。機關內部，設有秘書室、機要科、總務科，還有專門的採購人員、保衛人員。
李克農在西安接待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又同張衝一起乘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