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瞭解，原來到處正在傳播著一個謠言，說是有一對男女在寺廟的供桌上行房，身體就長到一起不能分開，嚇得群眾都到寺廟中消災。中央立即組織學者四處宣講科學批謠言，還請外國醫生講解醫學知識。
就是防衛嚴密的內部單位，也不時有重大案件發生。延安中央醫院一個女護士失蹤，後來發現是被姦殺拋屍。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託養，被兇手扼死，還殘忍地割去器官！這兩起嚴重案件，都懷疑有政治背景，但都一直沒能破案。①
嵌入邊區各地的國民黨縣政府、縣黨部，就像一根根釘子，釘在陝甘寧邊區的四肢和心臟。有的在基層秘密建立保甲組織，有的發展地下黨員小組，有的操縱當地土匪。富縣駐有八路軍一個炮兵營，國民黨縣長蔣龍涎暗中派人刺殺營長匡裕民。就在八路軍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夜裡，兇手潛入匡裕民的窯洞，誤以為警衛員是匡裕民，連刺十幾刀！
利用政權的合法身份，國民黨特務在邊區活動相當方便。保安處七里鋪情報訓練班二期學員中有個紫軍，嫌訓練班生活艱苦，私自跑到延安郵局給家裡發電報。郵局裡的國民黨特務發現線索，以幫助回家為誘餌，引誘紫軍提供訓練班的情況，又威脅紫軍做特務。國民黨在邊區的公開機構中都藏有中統、軍統的特務，利用一切機會策反共產黨人員。延安的郵政局、電訊局，還成為國民黨特務通訊聯絡的暢通渠道。
國民黨政權公開搗亂，日本特工也乘機活動。邊區農村出現秘密組織“黑軍”，城鎮也有“天星黨”，秘密為日軍收集情報，發展漢奸組織。
“雙重政權”嚴重干擾邊區施政，“第二武裝”威脅邊區安全。已經進入成熟時期的共產黨，在政權問題、武裝問題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經執掌邊區的實際權力，就開始以攻為守。
先是控制邊區內部的“第二武裝”，奪走國民黨地方政權的刀把子。1937年11月，邊區政府釋出通令，明確延長、延川、延安、富縣、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八縣已由國民政府軍政部劃為八路軍的補充區，規定上述八縣的保安隊嚴禁調往它處。這就限制了國民黨控制的武裝力量在邊區內部的活動。1939年1月，邊區政府和八路軍留守處釋出聯合公告，將保安部隊與地方武裝統歸邊區保安司令部節制，對於公開或秘密編組保甲、組織非法團體、擅立捐稅、擅捕邊區人民、假借名義檢查行旅、進行破壞宣傳者，以漢奸論罪。七項規定，全是沒有點名地針對國民黨政權的地方武裝。
“雙重政權”的解決難度就大些。國民黨的軍警憲特在國內名聲很臭，共產黨出手整頓保安隊正得民心。如何對國民黨的地方政權下手，就有個合法性的問題。
第四章 拔除釘子
“東方福爾摩斯”出招（1）
邊保對於邊區內部的國民黨政權早已手癢，保衛部部長布魯更是整日琢磨製勝手段。
這布魯乃是邊保一位奇人。延安的情報、保衛界有三大偵察專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長陳龍、總政鋤奸部偵察科長錢益民，還有一個就是邊保保衛部長布魯。這布魯長期負責偵察情報工作，破獲諸多疑難案件，人稱“東方福爾摩斯”。這稱呼內含褒貶，布魯卻不予置評，淡然一笑之中，絕不包括推辭，卻還有著矜持。細心人發現，布魯的筆記本扉頁寫著兩
句話：“高空雁，海底魚，高可射，深可釣。”這布魯的壯志豪情怕是不在福爾摩斯之下！①
如此布魯，怎能眼看國民黨披著合法外衣在邊區搞特務活動？1939年春節，布魯得到一個訊息：國民黨中統將派特工到延安活動，此人的掩護身份是記者！送上門來了？布魯立即佈置各檢查站嚴加盤查。
不久，富縣檢查站送來一位從洛川過來的中央日報記者。秘密突擊審訊，此人交待，此行任務是到邊區各縣巡視，向縣黨部傳達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反共方針，佈置中統特務在胡宗南軍事進攻邊區時裡應外合。
審訊至此，可以說已經破案。按照當時黨的鋤奸政策，對於日探、奸細，從嚴懲處。對於國民黨特務，如無重大破壞活動，一般採取教育釋放、驅逐出境的做法。對於個別人則爭取“反用”。這個記者特務三十出頭，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到中統已有六年，審訊中言詞謹慎，應對穩重，不是一個好對付的角色。反用沒有把握，釋放又可惜，反覆斟酌，布魯想出一個奇計。
第二天晚上，國民黨膚施縣黨部來了一個神秘客人。
堂堂縣黨部，也就是延安南門外山坡上的一個窯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