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巡則不同，帶頭吃人是被逼無奈的義舉。當然，我堅決反對他以犧牲老百姓的生命作為代價儲存戰鬥力的做法，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繼續堅守睢陽。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壯士斷臂，更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不投降的硬氣。有所失才有所得，失去的是睢陽城軍民的生命，保全的可能是睢陽城背後數以百萬的平民百姓。如此決定，沒有見識，沒有魄力的人是決定不下的。張巡能夠如此做，眼光長遠，便是英雄。
朱粲是暴戾無道，被李世民生擒於洛水上斬殺。死後；當地人痛恨其人殘忍；用石頭磚瓦砸毀其屍。而張巡死後，睢陽、江淮之地都有立廟配享，直至今日香火不絕。可見，兩人有本質的區別。
英雄總有點缺憾，就像事物總有兩面，英雄也不例外，有光輝的一面，也是陰暗的一面。唐太宗形象光輝，盪滌隋末亂勢，以貞觀之治開創盛唐氣象，可謂千古一帝。而正是這位千古一帝親手殺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斬草除根將他們的子女包括剛出生的嬰兒也一併殺死，並且把一些有姿色的妻妾佔為己有。我想這些並不是小辮子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從這些來看，唐太宗和隋殤帝並無任何區別，甚至更是荒淫無道至極、殘忍至極。我們卻以他的貞觀之治開創煌煌的大唐盛世之功績，忘記了他的瑕疵，大度的奉為賢君明主，萬世帝王之楷模。同樣，我們總是以“成王敗寇”的觀點品評人物，如白起長平之戰，我們稱道於他的勝績而罔聞於被他坑殺的四十餘萬趙兵，司馬遷為之立傳，後人更是將他和韓信、霍去病、李靖列為中國歷史上的兵家泰斗；即使郭子儀郭令公這等胸襟坦蕩之人，也有坑殺賊將薛忠義騎兵七千人之舉……無論奪權還是戰爭，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哪個英雄手上不沾著血？可惜，殺人和吃人不同，即使你吃的是死人，也逃不掉後人來戮脊樑骨的命運。
歷朝歷代總有人指摘張巡，唐代就有人肆意攻擊，幸先有張籍後有韓愈為之辯護。但是攻擊並未停止，直至清代王夫之也有所品評，說：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的功績是“出顏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認為，“守孤城，絕外援，糧盡而餒，君子於此，惟一死而志事畢矣”，“過此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所以，他的結論：“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 （《讀通鑑論》）。王夫之的意思就是：糧盡援絕之下，就得英勇戰死，以成全君子之名。王夫之僅僅看到睢陽城的百姓，而沒有看到長安洛陽兩京之間因一場安史之亂，百姓倖存率只有百分之一，沒有深刻的去想一想萬一賊軍攻破睢陽進入江淮之後的慘狀。他書生意氣太重，歷史觀是短視的。而且，我一直這麼認為：君子往往做不了英雄，也保護不了老百姓。
魯迅有言，“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張巡可能有瑕疵，但終究是戰士。賀蘭進明之流詩寫得再美，官做得再大，也終免不了成為嗡嗡的蒼蠅。
生命的價值
睢陽到底吃掉了多少人？有人作了推算過，三萬人是誇大其辭了。睢陽守戰不是六千八百唐軍在作戰，而是睢陽軍民一起作戰，這場戰爭最不應忘記的是睢陽百姓。經過十個月的守戰，睢陽百姓早就軍人化了。睢陽百姓的損失應該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逃逸，一部分是戰死，一部分確實被吃了。而將睢陽城百姓的損失全部算在張巡頭上，那未免也太惡毒了。這很有可能就是安史之亂後，一些位高爵尊的官員為自己開脫見死不救的罪責，而肆意攻擊汙衊張巡，如賀蘭進明之流。
戰爭不是道德的問題。戰爭，特別是兩軍對決城下，根本沒有什麼道義可言。如果道德大行於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綱常宛然，就根本不會產生什麼亂臣賊子，世界早就大同。兩軍對決，適用的是生存法則。生存法則可能很冷血，人性的惡便在這裡上演，而人性的光輝也同時折射出來。
柏楊說得很對，“睢陽之圍，我們沒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頭的女人和孩子們，被宰殺時痛徹骨髓的哀泣。”我們沒有歌，只有泣，是因為賀蘭進明等見死不救；我們沒有歌，只有泣，是因為張巡不惜犧牲自己的名聲；我們沒有歌，只有泣，是因為睢陽城的百姓竟被大義的守軍所食；
時間過去了一千多年，華夷多少次融合，中國已經不再是中原之地的大小，而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民族大家庭。現在，有人在質疑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