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還有一位外國人的形象甚至比董存瑞還要光輝高大，受到每個年輕人甚至孩子的崇拜、敬仰，他是一個小說裡虛構的人物——保爾·柯察金。事實上，保爾早已被當成自家人，因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年初，山西機器廠裝配車間前，一塊鼓動板上掛著幾個顆粒飽滿的金黃色大玉米穗，旁邊的桌子上陳列著蘑菇、核仁、桃仁，這是晉城秦村農業生產合作社送給工人的禮物。汾陽縣西陽城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給廠裡工人來信說：“我們使用了工人老大哥生產的水車澆地，不但省了工，而且每畝產量由500斤提高到了800斤。”臨汾機械修造廠工人李瑞德在洪趙縣北段鄉臨走時，社員們給他披紅插花，他興奮地說：“農民這樣熱愛工人，今後一定要生產更多更好的農具支援農業生產。”
4月，新疆天山腳下來了一支由920名年輕姑娘組成的特殊隊伍，她們剛剛離開“上海市婦女勞動教養所”，不知誰在哼唱著《南泥灣》。她們不敢相信自己能參軍，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這般崇高的稱謂。新疆來的首長卻真誠地說：本人自願，都可以報名。陳毅將軍曾說過：“將來在中國的詞語中，‘妓女’這個詞必將成為一個歷史名稱！”僅僅5年後，這支隊伍中就有了一批勞動模範，近百名黨團員，而且她們大多數都成了母親。
還是在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亞非29國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一起討論亞非人民的切身利益。
親身經歷者司徒眉生（當時印尼總統蘇加諾的私人外事助理、漢語首席翻譯）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與會的大部分國家（對中國）抱著疑慮甚至恐懼的心態在冷眼旁觀，殖民主義者的造謠惑眾當時還有一定的市場，有些國家在大會發言中居然對中國造謠中傷和進行攻擊”，而“大會第二天，英姿勃勃的周恩來總理走上講壇作補充發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來從容不迫地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援，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就這樣，熱烈的掌聲將會前的“敵人”變成了會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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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1955，天下民生（2）
這次會議最終透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即《萬隆宣言》），這次會議的健康精神又被稱為“萬隆精神”。
這年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顧準在10月31日的日記裡寫道：
1955年，藉（借）著合作化與豐收，藉（借）著國際關係的新的動向，這看出來了，而且可以看到這一切是聯絡得如此巧妙，如此藝術，這是毛主席的親自參預（與）與集體智慧發揮的結果。
總而言之，中國的事情還是比預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現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已有了豐富的生產關係的內容，合作化與工商業改造步調的加緊又給它增添了新的內容，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中期，我們國家的面貌已經有很大的變化，而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就會變成百花齊開的局面。
過多的興奮會使人疲勞，因此決定今後一週內再不去想這些興奮材料。
可是，這一年的“這一切”再加上悠揚的《讓我們蕩起雙槳》，李向陽的英姿，金庸一試身手的《書劍恩仇錄》，甚至美麗的《茜茜公主》，也無法“巧妙”或“藝術”地迴避一個巨大的歷史悲音——“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捕入獄，這次清查共觸及2 100多人。但直至1965年才宣判，已是63歲的胡風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6年，監外執行（1966年分別在天津、上海判處阿壠、賈植芳有期徒刑各12年）。胡風徹底平反是在33年之後的1988年6月，而胡風已於3年前的1985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顧準在11月16日的日記裡記下自己對生活的感受：
料想不到在進入40歲以後，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藝，懂得愛孩子。
讓我充分地領略一下生活吧——就是在今後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這就可以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