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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以及賓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來到易水邊送行。祭祀送行完畢，取道上路，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高亢悲壯之音，送行計程車人盡皆流淚。荊軻又上前高歌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歌罷，高漸離擊築又為羽聲，慷慨激昂。
於是，荊軻上路，不再回頭。來到秦國，他因獻上了樊於期的頭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於是把匕首卷在地圖之中，進入宮內。荊軻借秦王展看地圖之機從地圖中抽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繞柱而走，最終拔出劍來，砍斷了荊軻的腿。荊軻見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擲，匕首撞在銅柱上，掉在地下。荊軻的身上被砍了八劍，自知不能成事，便倚著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沒能刺殺秦王，是因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約以還報太子丹的緣故！”
荊軻刺秦王的行動本身是失敗了，在今天看來這一行動也不一定具有進步的意義，但在當時卻被認為是正義的行動，尤其是荊軻重承諾、報答知遇之恩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為後人稱讚。
在春秋戰國時期，行刺之事屢有發生，為什麼只有專諸、荊軻、聶政一類人能夠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古代的俠客，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俠客，是一群具有強烈浪漫氣息的人。在禮崩樂壞、道德淪喪、人心不古的亂世，他們揹負著傳統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劍來拯救現實，在他們的身上，閃爍著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們是一群縱橫於現實之中，而又超脫於現實的人，他們身上的許多特點，是今人所缺少並且渴望得到的。
那麼，俠客何為？俠客與文人又是怎樣的關係呢？正所謂千古文人俠客夢，千古俠客夢桃源。如果我們藉助現代新武俠小說，更能說明這一道理。
在浩如煙海的新武俠小說中，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是其傑出的代表，其中又以金庸小說最具文化意蘊，借傳奇表現傳統，是金庸小說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創造。他的小說往往把俠客置於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上，亦幻亦真，亦史亦奇，把傳統俠客的文化品格凸現無遺。
縱觀金庸的十六部小說，融歷史與傳奇於一爐的共有六部，這六部小說中的一些俠客形象，足以說明俠客何為。《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木訥近仁，先是行俠仗義，後則助守襄陽，這位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實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不論他的行動還是華山之下的苦思冥想以及最後同成吉思汗的辯論都一致表明，他想實現的正是儒家的“愛人”、“仁政”、“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天龍八部》裡的千古大俠蕭峰，企望以死來消弭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記》裡的天地會雖是一個政治組織，但其首領陳近南則是個兼俠客、忠臣、民族英雄於一身的人物，更顯示出他以俠客的身份去實現道德、社會理想的企圖。《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以書生的出身而成為草莽英雄的首領，自然打不破書生難成大事的歷史定律，但他的失敗及歸隱異域卻正使我們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龍記》裡的張無忌，空為一教之主，空有絕世武功，空對明教有生死存亡之恩，只因為人太過誠實淳樸，只好為愛人畫眉窗下，把好端端的一個開國皇帝讓給了朱元璋。至於《碧血劍》，則更為特殊，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薰陶，滿擬可以殺昏君、報父仇，造出一個理想世界，哪知崇禎無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餘，只好歸隱海外。再加上《神鵰俠侶》中的楊過和小龍女歸於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曲終人不見”，《連城訣》中的狄雲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壯的俠客無奈奏鳴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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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與俠客（6）
原來千古俠客所做的竟是這樣一個桃源夢！不論是以“空負安邦志，遂吟去國行”的袁承志為代表的歸隱型俠客，還是以“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郭靖為代表的死節型俠客，他們的共同願望，都是要拯民眾於水火，救生靈於塗炭，建立一個清平無爭、德化淳美、民與為樂的桃源世界。老子、莊子崇尚返樸歸真，孔子、孟子教人實現美政理想，俠客們與至聖先賢做的是同一件事，與千古文人學士追尋的是同一境界，只不過前者用“劍”，後者用“書”而已。
建桃源世界，為理想獻身，原是真正的大俠精神。俠客的變異，因世事推移而無一定之規，且歷史上的俠客與人們觀念中的俠客也有差異，但這真正的大俠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的。真正的大俠必定有此精神，只有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