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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民眾支援，改革還能繼續下去嗎？
一方面，民眾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處；另外一方面，民眾對改革失去了信任。矛盾相加，後果難以想像！
上任之初，王元慶給李存勳“佈置”了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利用軍情局的資源，繞過所有其他部門，在全國範圍內秘密進行與民眾的生活生產、與改革工作息息相關的“全民問卷調查”。這份調查的內容如何，除了王元慶與李存勳之外，沒人知道。
看完調查報告之後，王元慶就一把火燒掉了原件，並且命令李存勳不得在有生之年向任何人提起與調查相關的事情。直到王元慶去世後，李存勳才在其回憶錄中提到了這件事。當然李存勳的回憶錄在他去世之後才出版。
可以說調查結果足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當時共和國國內矛盾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也許幾組數字更容易說明問題。2026年，中央與地方稅收總計226478億元，約佔國民生嚴總值的19。4％。表面上賦稅率並不高，但是算上94782億元的行政收費、127457億元的土地出讓金（全歸地方政府）、47567億元的“其他收入”等“非稅收收入”，實際賦稅率為42。5％。這個賦稅率高不高呢？發達國家中，達到同樣賦稅率的只有法國與推行社會福利制度最為完善的北歐四國。與這些國家相比，共和國的社會福利低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在2026年的政府開支中，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各種社會福利的總支出僅佔“稅收”的22％，遠低於美國的60％、法國的65％與北歐四國的80％。由此可見，共和國的實際賦稅率非常驚人，幾乎到了民眾無法承擔的地步。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絕大部分稅收沒有用在民生建設上，僅行政開支就佔了“稅收”的一半以上。
實際情況，肯定比這些數字更加嚴峻。
除了高額稅收之外，共和國的最大問題就是“結構性浪費”。在軍情局重點調查的東部與南部發達地區，每年的“結構性浪費”就佔到了行政總支出的三成左右。以上海、廣州兩地來說，僅在2026年就以“公共基礎建設”與“公共設施維護”為名，支出了近20000億元的費用，而這其中，至少有15000億用在了不該用的地方，比如對建成不到5年的道路橋樑進行重建、花費大量的資金維護還在“保質期”內的基礎設施。
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不用人說，老百姓的心裡最清楚。以公共基礎建設來說，因為從監管到撥款，大權均掌握在政府手中，最終導致監管不到位、隨意撥款的現象屢禁不止，大量資金被用在了與民生無關的工程上，而且工程質量絲毫得不到保證。軍情局在重慶調查的時候，聽到很多老百姓反應，在20世紀建成的石板坡長江大橋用了快半個世紀了，仍然結構堅固、還能使用至少50年，而在21世紀修建的數座大橋，幾乎年年翻新、年年維護，能否使用20年都是個問題。
用西方國家的話來說，共和國政府最愛搞的就是“基礎工程”。改革近50年，基礎建設搞了50年，仍然年年在搞，年年擴大。原因是什麼？不是說基礎工程不重要，任何國家要想騰飛，都需要堅實基礎。20世紀30年代，美國也轟轟烈烈的大搞基礎建設，修建了數條貫穿全美的高速公路與鐵路，不但為美園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還為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打下了基礎。關鍵是，基礎建設肯定有個限度，不可能一直搞下去。從2025年開始，共和國的人口就逐漸減少，正式進入“人口衰退期”，即便共和國的城市化程序還在加快，可是按照各個機構給出的評估，共和國的基礎設施已能保證城市化順利完成，不再需要大興土木，而應該集中力量解決城市化帶來的民生問題。政府樂於搞基礎建設，因為這是看得見的東西！
相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紀佑國透過立法對“公車”做出了嚴厲限制，卻沒有辦法限制政府以“工作需要”的名義向行政人員發放高額“出行補貼“。換句話說，政府不再為行政人員配公車，卻以現金的方式幫行政人員買私車，為行政人員補貼油費。
歸根結底，都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大到無法監督，也沒人可以監督。
巨大的“結構性浪費”，導致了嚴重的社會貧富差距，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如果不是“產業結構調整”使共和國建立起了足以與西方國家匹敵的高階製造業，創造了新的出口增長點，共和國的政治問題早就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