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戶頭上轉幾圈，然後就存入中國鹽業銀行，而這家銀行是直屬於民國財政部的，所以，這些數額驚人的專利使用費就成為了民國財政部的“特別經費”，這個利益鏈屬於國家機密，知道的人非常少，熊希齡是一個。
由於現在國家的各種工業建設都需要鉅額資金支援，軍隊的軍費也需要財政部全力以赴，所以，熊希齡對於這筆來自化學工業的“特別經費”非常痴迷，現在，他基本上就指望這個財源應付那些堵著財政部大門要經費的各路神仙，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他為什麼要跟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雖然中國企業確實在日本國內單獨申請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但是，由於沒有加入《巴黎公約》組織，所以，日本政府不必擔心遭到《巴黎公約》組織的報復以及隨之而來的關稅壁壘，再加上日本政府與中國中樞政府之間的齟齬和摩擦，因此，對於日本的商人和企業肆意侵犯中國商人和企業合法利益的奸商勾當，日本政府完全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立場，如此一來，日本造“磺胺嘧啶”不僅氾濫成災，而且不需要向中方交納任何專利使用費。
日本政府的不作為激怒了熊希齡，也激怒了民國財政部，在屢次交涉無果之後，經過審慎研究與討論，熊希齡決定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以敦促日本政府尊重國際商業法，尊重中國企業的專利申請，阻止肆無忌憚的侵權行為，維護國際間的正常貿易秩序。
熊希齡將這個決定提請總統批准，但是趙北卻對此舉非常不以為然，因為在他看來，如果真的想報復日本的話，中國只需要向日本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就可以了，現在海關基本上已掌握在中國官員手裡，中樞可以指揮，而且，對於日本政府不保護國際專利的行為，包括英國、法國在內的歐洲國家也非常反感，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奸商製造的廉價磺胺嘧啶透過國際走私也進入了歐洲市場，這直接影響了歐洲藥品製造企業的利潤，所以，如果中國中樞政府以“專利侵權”為藉口對日本商品建立起關稅壁壘的話，那麼，歐洲國家也不會對此進行強烈反對，因為這與“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原則並不違背，日本破壞遊戲規則在前，所以也不能抱怨中國報復日本。
不過趙北最終還是決定聽從熊希齡的建議，先禮後兵，避免與日本提前開戰，同時也藉此機會向歐美列強展示一下中國人在法治事業上所取得的長足進展，為將來的“治外法權”外交談判鋪平道路。
當然，趙北也明白，所謂“外交談判”，列強看重的不是什麼人文精神、文明進步，而是實力，國家的實力，中國要想取得完全的司法主權，僅僅依靠這種國際法律表演是遠遠不夠的，只有擊敗一個強國，讓列強認識到中國的價值，這個國家才能真正贏得列強的尊重。
總統批准之後，財政部就立即向報界透露了這個訊息，試圖透過這種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不戰而屈人之兵，但是日本政府顯然不將這個壓力放在眼裡，畢竟，由於朝鮮半島的反抗運動，日本的十多萬部隊被陷在游擊戰的泥淖裡，日本政府每年的軍費開支足以讓國民厭煩戰爭，現在的日本政府財政，除了向民間搜刮之外，剩下的就是利用對磺胺嘧啶的國際走私支撐了，歐洲各國也都知道，在磺胺嘧啶的走私行動中有日本政府的影子，可是礙於英國的面子，多數國家對此保持了緘默，只有同盟國集團在拼命的藉此煽動民眾對協約國集團的仇視，因為日本就是協約國集團的準成員，除了同盟國集團之外，美國也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打擊日本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並加強與中國的“友誼”。
現在的世界，因為經濟的競爭而變得越來越動盪不安，“磺胺風波”只不過是各國經濟戰的一個縮影罷了。
“日本政府如此肆無忌憚，中樞還是應當謹慎對待。”劉慶恩提醒了一句。
“對於日本政府的舉動，中樞一直高度警惕，不過目前來講，日本政府應該還不會挺而走險，只要朝鮮的反日遊擊隊還在活躍，日本政府就不可能下定決心大舉出兵中國。現在我們所要警惕的，其實是日本軍部，自從朝鮮反日運動爆發之後，日本軍部利用圍剿游擊隊的機會大大的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實際上已經可以左右日本政府的決策，日本政客或許是清醒的，但是日本軍人未必能看清楚國際局勢，再加上日本明治天皇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一旦這個強勢人物死去，日本政局會向何處發展，確實不好說，所以，如果日本軍部揹著日本政府採取什麼單方面行動的話，我倒是不覺得奇怪。”
趙北這話卻也不是危言聳聽，凡事有利必有弊，他所策劃的那場朝鮮反日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