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清廷的苛捐雜稅多被廢除，但軍政府並非不收稅，對於膽敢偷稅的奸商也嚴懲不貸，輕則罰款，重則抄家，毫不含糊，於是商人們也規矩了許多，甚至都不敢賄賂稅務官，否則，也可能被抄家，至於稅務官，完全屏棄了以前的那些“厘頭”、“捐霸”，這清廉程度也不是前清時候可以比的。
至於前清厘捐局裡的那些厘頭、捐霸，則已成為軍政府重點打擊物件，從他們那裡奪回的“民脂民膏”極大的緩解了軍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也使整個吏治為之一新。
革命之後，整個氣象渙然一新，這都要感謝那位總司令。
現在，總司令正在漢陽城的軍政府辦公區審議全省清理財政報告。
雖然現在的省垣仍是武昌城，但軍政府的實際辦公地點卻是在漢陽城裡，武昌城裡只有一個省議院，其它的政府部門都在漢陽，而且按照總司令的命令，這些部門的辦公地點都集中在一處，這是趙北從後世學來的經驗，如此安排，不僅可以就近監督，而且也方便國民辦事，不必為了辦一件事而跑來跑去，政府部門也無法推委扯皮，辦公效率大大提高。
軍政府辦公區就位於府臺衙門前的街邊，原是一些官吏經營的店鋪，被共和軍接管，現在改成了辦公場所。
軍政府下轄“軍政部”和“民政部”兩大部，均設一個總長和兩個次長。軍政部下分設參謀處、後勤處、軍法處等部門，趙北任軍政總長，兩個次長一個是藍天蔚，另一個是還在嶽州的吳振漢，民政部分得更細，內政處、外交處、教育處、財政處、司法處、工商處等等，民政總長也由趙北兼任，兩個次長一個是黎元洪，另一個是湯化龍，不過湯化龍已經動身去上海參加南北和平會議去了，現在的次長一職實際上由政宣委幹事長張激揚署理。至於各處處長，全是趙北任命，基本上是量才施用，而不論其背景如何，因此，同盟會、光復會、立憲派都分了一杯羹，倒也沒有什麼怨言，只有財政處處長由趙北兼任，親自掌管最重要的財權。
湖北全省光復之後，各地政權落入民軍民黨手中，這些人大多奉共和軍政府為謀主，聲稱服從軍政府調遣，但實際上多是各自為政，尤其是軍權和財權，都不願意交出，對於這種情況，趙北沒有給他們任何喘息之機，一聲令下，共和軍和革命衛隊分兵四出，以激烈的手段迅速接管了地方政權，抗拒的“民軍首領”不是被殺就是逃跑，剩下的人見事不妙，只好乖乖的交出軍權和財權，全省軍政總算是完成了統一，只有偏遠府縣尚無暇顧及。
政令統一之後，財政清理小組紛紛派了下去，迅速整理當地的財政，並將結果一一匯總上來，由財政處進行統計，這件事紛繁複雜，前後用了差不多一個多月，才算基本上有了個眉目。
經過統計，現在湖北全省可以供軍政府動用的官款大約為二千萬兩庫平銀，摺合成銀圓就是近三千萬圓，如果把那些準備出售給私人的官辦民用企業也算上去的話，軍政府能夠掌握的現金將更多，再加上從江西一路殺到湖北時撈到的那些“浮財”，數目相當可觀。
這些現金看上去很充裕，但仔細一算，仍有些捉襟見肘，因為這些錢並非全是財政贏餘。現在雖然沒有大的戰事，但各地仍有小股頑固勢力武裝反抗軍政府，而且兵亂方息，各地土匪蜂起，進剿土匪需要銀子，安置流民需要銀子，發放軍餉、官餉也需要銀子，兵工廠購買原料需要銀子，馬上就開春，必須搶在春汛之前加固堤壩，這也需要銀子，而且還要繼續對湖南和河南的革命武裝提供支援，這也需要軍政府的銀子……這裡消耗一點，那裡消耗一點，這幾千萬圓也僅僅只能勉強維持，要想穩固湖北根據地，不僅要節流，更要開源，如果不是借不到洋債的話，趙北可能已經去和外國銀行談判了。
清廷新政以來，已出現了“國家稅”和“地方稅”的概念，這本是軍政府最可靠的收入來源，但問題在於，這其中的“國家稅”一項有很大一部分權力掌握在外國手中，就拿鹽稅和海關稅來說，這兩個稅種就承擔著“庚子賠款”的擔保義務，每年徵去的稅金扣除應該交給各國的部分之後，剩下的才歸清廷支配，這個就叫做“鹽餘”、“關餘”。
革命軍興之後，列強實際上已經截留了全部關餘，沿海鹽場徵收上來的鹽餘也被截留，只有四川的井鹽鞭長莫及，不過那個財源現在掌握在滿清頑固派手裡，革命軍政府暫時也得不到。
為了開源截流，湖北軍政府可謂攪盡腦汁，考慮到百姓的承受能力，增加稅率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只能另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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