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及湘軍的組建，幾乎從那時起，湖南的縉紳集團就擁有了生殺大權，曾國藩一手建立的審判局就是縉紳們手中最便利的殺人工具，死在這把刀下的湖南農民、遊民不計其數，而被當做炮灰送上前線與太平軍廝殺的農民人數也相當可觀，可以說，湖南鄉紳將“以民御民”的統治技巧做到了極致，若不是清廷統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話，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會是革命黨人了。
湖南的紳權並未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而結束，十多年的戰爭狀態已使縉紳們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務，在湖南，“縉紳”已經不是一個名詞概念，而是一種文化，一種統治文化，在這裡，所有的事務都離不開縉紳集團，從賦稅的徵收到胥吏的任免，從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糾紛調解，都能夠看到縉紳集團的影子，就連堂堂湖南巡撫也必須藉助縉紳力量才能維持權威，縉紳對於湖南封疆大吏的影響也遠比其它省份強烈，當年“戊戌變法”時湖南之所以走在維新前列，與此不無關係。
雖然古代中國講究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們希望皇權至縣為止，縣以下的鄉村應該完全交給縉紳們管理，但是這僅僅只是理想狀態，在王朝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裡，君權始終壓制著紳權，只有當亂世到來的時候，才是紳權蠶食君權的時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這裡，紳權就是縮小了的君權，而君權也通常被縉紳們看做是放大了的紳權，在這裡，往往縉紳的一句話，就能決定當地草民的生死榮辱。
在這樣一個省份進行革命，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極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會惹火燒身，而這，也正是為什麼趙北沒有在第一時間吞併湖南的原因之一。
紳權的無限擴大，必然導致小民權利的無限縮小，湖南之所以成為會黨勢力最盛的省份，與這種紳權的狂暴不無關係，草民對抗強權的唯一武器就是會黨。不過，由於縉紳集團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文化資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組織的會黨翻身，基本上是在做夢，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縉紳出於利益考慮，在拉攏官府的同時也與革命勢力眉來眼去，將自己打扮成“開明”紳士，這種伎倆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後，大批湖南鄉紳投身實業，造就了一批新興力量，這些人就是“立憲派”，他們是紳權進一步蠶食君權的結果，這些人希望從皇室手裡分享更多權力，所以，從表面來看他們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們骨子裡是反對暴力革命的，他們看好的國體是君主立憲，準確的講是“縉紳立憲”，對他們來說，過於暴力的革命就意味著他們政治、經濟特權的喪失，這不是他們所希望看到的。
作為革命大時代的一員，湖南就是這個時代最頑固的守舊派堡壘，要想攻克這個堡壘，不是幾萬人槍、幾十門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進會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短視的錯誤，所以，湖南亂套了。
作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趙北關注的重點方向，雖然他以前並不打算在短期內直接介入湖南事務，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過共進會的領導層注意湖南縉紳動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當作了耳旁風，結果導致湖南革命形勢驟然一變，並牽連貴州發生政變。
貴州政變是兩天前發生的，駐紮省城貴陽的黔軍因為鬧餉而譁變，聚攻軍政府和都督府，共進會方面的貴州都督焦達峰被殺，副都督鍾玉山下落不明，共進會嫡系部隊“革命聯軍”連遭黔軍伏擊，損失慘重，已退往湘黔邊界，現在的貴州軍政府已落入立憲派手中，省內傾向南方革命黨的軍政要員要麼被殺，要麼落荒而逃，幾乎一夜工夫，象徵革命的十八星紅旗就在貴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耆老會”政府。
湖南的亂局要早於貴州，由於共進會主力部隊南征雲南，省垣兵力空虛，在貴陽兵變前一天，長沙城外的原清軍巡防營數千人同時譁變，隨即拖炮進攻長沙，與駐紮城內的共進會嫡系部隊激烈交火，戰鬥持續了一天，共進會雖有會黨武裝協助，但因火藥庫被內奸炸燬，彈藥全失，最終只能放棄長沙，分兵兩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陰，同時派人向駐守湘北嶽州的共和軍第五師求援。
共和軍第五師師長是吳振漢，雖然他是共和軍副總司令，但作為客軍統帥，他沒有權力直接調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總司令趙北拍發電報，將湘變詳細經過稟明，請示處置辦法。
趙北的回電很簡單：固守嶽州，等候命令。
吳振漢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師進入戰備狀態，在嶽州城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