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戴姆勒又製造出了一輛四輪內燃機車，同一年，另一個德國人、鉗工出身的卡爾。本茨也製造出了一輛三輪內燃機車，並申請了專利，和戴姆勒一樣，他也立刻成立了自己的汽車公司，命名為“賓士”……
就在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發明創造中，人類迎來了汽車時代。
如果從摩托車發明的1883年算起的話，到公元1909年，人類進入汽車時代已經二十六個年頭了，作為“地球村”的一員，作為殖民時代被殖民的一個弱國，中國也不可避免的被洋人拉入了汽車時代。
早在1901年，大清王朝的權臣袁世凱就從德國進口了一輛賓士轎車，作為討好慈禧太后的禮物送進了紫禁城，一來是安撫一下庚子年倉皇逃離京城的太后，二來也是向太后展示一下洋人的手段，好叫太后知道，洋人除了八國聯軍的洋槍洋炮之外，還有更讓人驚訝的玩意，大清要想不完蛋，就必須行洋務，立新政，討洋人歡心。
只可惜，袁世凱的苦心並沒有發揮太大作用，在那高牆重鎖的宮禁之中，這輛代表著這個時代最先進生產力的工業品僅僅只開動了一次，然後就被永久的鎖進了內務府的倉庫，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這輛轎車的司機無法在跪著開車的同時保證慈禧太后的安全，所以，為了避免召來殺身之禍，這個司機在載著太后試駕了一次之後，立刻就不辭而別，逃之夭夭了，沒有了司機，這輛轎車就再也動彈不了，而在得知司機逃走的原因之後，滿朝文武大員也識趣的閉上了嘴，就連袁世凱也不敢再提汽車的事情了。
司機是留著辮子的中國人，是這個國家裡那四萬萬被統治者中的一員，他的恐懼可以理解，因為只需要一句話甚至一個眼神，他和他家人的命運就可以被輕易改變，這個古老的東方上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天子”說了算，從來就沒有“法治”一說，君主僅憑個人的喜怒和心情便可以決定一個草民的命運，“草民”，草芥之民，本來就只是一個代號，“天子”，替天行道，無論是殺幾個草民還是改變一下國家的前進方向，都是理直氣壯的。
作為統治大清王朝的實際君主，慈禧太后理直氣壯的命令司機跪著開車，甚至不需要她親自開口，自然有身邊的近侍代勞，當她高高在上坐在真皮座椅上看著那個跪在她跟前戰戰兢兢的開車的司機的時候，內心卻依然憤怒：無君無上的洋人就是不懂規矩，司機怎麼能坐在皇上前頭呢？這是大逆不道啊。
怕犯“逆案”而舉家逃亡的司機當然不知道，司機的位置在前或是在後根本不是關鍵問題，對於慈禧太后來說，關鍵問題還在於那個“規矩”，那個規矩叫做“三綱五常”，它不僅規定了君臣的地位，同時也規定了中國與外國的地位，雖然大清王朝實際已經成了洋人的收稅機器，但朝廷的體面、架子還是不能放下，袁世凱要搞新政，要搞君主立憲，這當然可以，但是必須等到慈禧太后晏駕之後，因為這位太后絕不能容忍在她活著的時候看到有什麼東西能夠凌駕於皇權之上。
這個可以凌駕於皇權之上的東西叫做“憲法”，有了這個東西，草民就不必再害怕來自“天子”或是君主的殘害，有了這個東西，就連皇帝陛下做事也得規規矩矩，而這個東西，也正是洋人說的那根“可以將至高無上的皇權捆住”的繩索。
憑藉一部憲法就能控制皇權？對於這一點，慈禧太后想不明白，那班旗人親貴也想不明白，他們只知道，只要辦好了新軍，辦好了洋務，這天下就還是旗人的天下！
這些尸位素餐的大人物們當然不會明白，憲法只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規矩，而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規矩卻是人心，當人心潛移默化的歸攏到一起的時候，就是草民的覺醒，就是草民的暴力。
憲法就是契約，所有的人都必須遵守這個契約，而這個契約卻是建立在草民的暴力之上，誰不遵守契約，誰就將遭到暴力，無論是英國的革命還是法國的大革命，都用鐵和血證明了這一點，關於這一點，大清王朝的王公貴族們沒有看到，但那些“亂臣賊子”們卻看到了，當他們發現君主立憲的道路走不通之後，便再次祭起了這面鐵血的大旗。
於是有了安慶馬炮營起義，有了“戊申革命”，有了趙北的共和軍，有了袁世凱的“新年通電”……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的暴力，但這種暴力偏偏無可或缺，或許這就是人類的劣根性表現之一？不展示一下己方的暴力，對方就不會主動妥協。
大清王朝是暴力集團，革命軍隊也是暴力集團，兩個暴力集團的決鬥將最終決定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的命運，雖然阻擋歷史前進的滿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