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被廢除的時代，因而傾才思於戲劇；湯顯祖、沈璟雖然活動在科舉被恢復了的時代，但是他們繞了一圈又被官場放逐了，因而也成了劇壇的生力軍。 湯顯祖和沈璟，都以令人矚目的藝術成果繁榮了萬曆劇壇，但在戲劇觀念上卻是涇渭分明的對頭。湯顯祖以“玉茗堂四夢”著稱，沈璟以“屬玉堂傳奇”名世。湯顯祖以他一組瑰麗的夢境織造成了一幅“情”的旗幟，高高樹起，無論在戲劇界、思想界，還是在普通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沈璟的思想保守得多，在劇作的實質性內容上當然無法與湯顯祖比肩，但他精研音律，倡導本色，制訂戲曲音律的法則，聚集起一支陣容可觀的戲劇隊伍。湯顯祖的劇作，《牡丹亭》最佳，其他幾部較為遜色；沈璟的劇作，《義俠記》、《博笑記》較可一讀，其他則皆平平。湯、沈對峙，歷來是戲劇史家們熱衷的話題。從思想上說，湯主情而沈主理，是當時思想界情理對峙的一種藝術化的反映；從藝術上說，湯隨情而風飛河奔，沈守理而斤斤格律，構成了兩種鮮明的戲劇創作流派；沒有湯顯祖，明代戲劇界便失去了神采飛揚的最高代表；沒有沈璟，明代戲劇界便失去了一位藝術形式的護法者和戲劇活動的重要召集人。一代藝術不能沒有最高代表，但最高代表往往是孤獨的，違逆常規的。因此，與他一起熱鬧了劇壇的同行，往往會變成他的對頭。在這裡，主峰和群巒的關係，常常以對峙的方式出現。但是，他們又畢竟是一個系統，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系統。臨川玉茗堂裡的精構妙思，只有與吳江松陵屬玉堂裡呼朋引友的盛況並存於世，才體現出一代盛事。 在思想上與湯顯祖有前後連貫關係的，倒是先於湯顯祖一輩（比湯顯祖大三十歲）的戲劇家徐渭。徐渭傳播更廣的名字是徐文長，直至今天，浙東鄉間的老農還會講述一大串似真非真的“徐文長的故事”。事實上，徐渭並不是一個到處耍弄計謀的促狹狂士，而是一個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特殊地位的畫家、書法家、詩人、文學家和戲劇家。他的書畫，即便是在佳作如林的中國藝術博物館裡，也有特別招人眼目的光彩。現代繪畫大師齊白石還曾深恨自己不與徐渭同時，不能投拜在徐渭門下理紙磨墨呢！徐渭在戲劇上的代表作是雜劇《四聲猿》，內含四部短劇：《狂鼓史》、《玉禪師》、《雌木蘭》、《女狀元》。湯顯祖說：“《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可見湯顯祖受其影響之深。 徐謂是在雜劇全面衰微的時代創作著雜劇。這也是對當時劇壇中受《五倫記》、《香囊記》影響，“以時文（八股文）為南曲”的拙劣傳奇創作的一種抗議。他的創作，之所以被袁宏道稱之為“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首先是因為“意氣豪達”，充溢著一種狂傲的浪漫精神。湯顯祖受到深刻影響的，主要也是這一點。衰微著的雜劇竟能為之一振，並在各個方面為清代雜劇的發展開出一條新路，也由於此。新鮮的思想內容不僅能為一種陳舊的藝術形式增光添色，而且還能使這種形式繼續延綿一陣子，徐渭的雜劇創作提供了這方面的例證。 徐渭活了七十三歲，但在四十五歲時就為自己寫了墓誌銘，說自己平日“疏縱不為儒縛”，一涉大義，則“雖斷頭不可辱”。這便清楚地表現了他的人生風貌。他的雜劇，以無可遏制的狂怒，痛罵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奸臣奸相（《狂鼓史》）；以巨大的熱忱，歌頌了那些突破禮教、隱瞞身份而成了文臣武將的姑娘（《雌木蘭》、《女狀元》）；即使是那荒誕不經的“脫度”題材，到了他手下也包含進了對禁慾主義的嘲弄。徐謂的戲劇故事，總是怪誕、瑰麗、充滿幻想的，陽間和陰間，今生和來世，低位與高位，縱慾與禁慾，僧侶和娼妓，弱女和猛將，閨閣與金鑾，強烈地搓捏在一起、對比在一起，藉以表達自己與社會習俗、封建禮教、等級觀念、虛偽儀式的挑戰心理。若要以寫實主義的標準去要求他的劇作，那是兩不相便的。戲劇理論家王驥德一度曾居住在徐渭的隔壁，熟悉徐渭的創作過程和創作風格，在他所著的《曲律》中明確評之為“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所謂“奇絕”，也就是不同凡響，不可以尋常的規矩去度量，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是如此。湯顯祖正是汲取了這種從內容到形式的浪漫風致，予以發揚光大，並經過自己胸中爐錘的冶煉，終於鑄造出了《牡丹亭》這樣的浪漫主義傑作。徐渭以一組雜劇短戲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對抗，而湯顯祖則讓徐渭的情懷佔領了傳奇本體，以洋洋灑灑的數十句長劇，把浪漫主義的風致表現得更加透徹，更加淋漓盡致。  
豐收的世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