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沒挨著邊，他卻能拉扯自如，不屑倫次；有時如陽光下的傾盆大雨，有時又象三伏天的皚皚白雪，前後矛盾而全然不顧，離題萬里還洋洋自得。
今天他把我們趕到水塘頭，還用紅軍長征相壓迫，語言是那樣的冷酷無情，態度是那樣斬釘截鐵！天下竟有這樣的一位領導，事情本是由他引起的，可他卻裝得若無其事，不給我作任何解釋也就罷了，居然還對我落井下石。對這樣一位頂頭上司我還有什麼好說呢！
但是，新婚的妻子怎麼辦？我回到家裡只有把滿腹委屈深藏心底，卻強裝笑臉開導她說：“還哭什麼哩，哭壞了身子是自己的。那麼多人在水塘頭也過了，我初到南山時就在那裡過了三年，沒什麼了不起。我們不缺胳膊少腿的，怕什麼？”
她沒好氣地說：“要去你一個人去，我死也不去！”
我說：“墾殖場不象你們公社生產隊，土生土長，世代不變。我們墾殖場勞動力經常調動，說不定今年進水塘頭，明年就出來了呢。”
此時此刻她怎能聽得進我的這一番話呢？他睜開淚眼，衝著我悲憤地說：“你在哄人騙鬼！我早聽說，那個鬼地方，進去還想出來？做夢！”連續兩天，她眼睛哭腫子，身體哭瘦了。我真擔心正秀的腎炎病再度復發。但我實在無力為她分憂解愁，作為男人，還有比這更難受的麼？
我們的蜜月！這就是我們的蜜月。
第三天晚上，分場又突然通知正秀參加支部民主生活會――什麼生活會呀，其實就是對正秀的黨內批判會。
正秀與我結婚，本來是分場開的證明，書記表示祝賀，主任親自主婚。而在民主生活會上，書記主任帶頭，首先異口同聲地批評傅正秀身為共產黨員，貧下中農子女不嫁，卻跑到南山找一個地主階級的狗崽子。並氣勢洶洶地指責正秀：你的黨性哪裡去了？階級立場哪裡去了？那位為我們主婚的主任還接過話茬說：“那天金成的母親老地主婆來南山，你傅正秀還到商店買一瓶好酒給她吃，是不是想讓地主婆吃好身體，好搞破壞活動？”
人怎麼會是這樣！平時我們的關係還算可以，前幾年我有時春節沒回家，大年三十他還會叫我到他家去吃頓年夜飯。可現在，突然一變就變成這個樣子！就算他經常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大老粗，難道大老粗就能信口開河，說出這種沒肝沒肺的話嗎？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就是身體再好，又能搞什麼破壞呢？
他們一個個牙橫口臭，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就算是為逼正秀“服從組織調動”而先發制人，也用不著使這種損招呀！
在一陣狂轟濫炸之後，艾書記才提出工作調動問題。還是老一套，先說了一通大道理，什麼工作調動是革命需要呀，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呀，這是一個黨性原則問題呀，不允許任何人向黨討價還價呀……等等。接著他語氣一轉，聲音變得嚴厲尖刻：“你傅正秀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次正常的調動，態度很不正常！哭哭啼啼，牴觸對抗，哪裡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
正秀窩著滿腹怨氣回到家裡，一進門又是號陶大哭。哭了一陣又破口大罵：“嫁死老公，坑得我捱罵受氣，受訛受欺……我在孃家出門進屋無人說我傅正秀一個不字，公社大隊，書記主任，誰都要對我傅正秀高看一眼……嫁你這樣的死老公無能無用沒指望……”
這是她在蜜月裡第一次真格地跟我鬧騰。她並非無理取鬧，更非撒野傷人。她說的句句是事實，罵的句句有道理，我完全理解她此時的心情。
一個出身紅色家庭的年青女人，從懂事起，一直是革命的中堅。加之她十分吃苦耐勞，在生產隊裡她幾乎與男人平起平坐，一般女人每天只能拿四五個工分，而她卻一天拿八分；十五六歲就是鐵姑娘戰鬥隊的隊長，十七歲就入黨，已是全縣聞名的女英雄；在家裡許多事她也比哥哥強。所以，在領導眼裡她是模範，在生產隊裡她是能人，在父母心裡她是寶貝，在群眾面前她是紅人。可以想象，她在孃家是個多麼風光的人物呀！可是現在，她從人上人突然就跌落為人下人，真是一落千丈！新婚沒幾天就跟著我一起受氣受罪，她怎能接受這天地之變？作為新婚丈夫，我給她帶來的不是快樂與幸福，而是煩惱與痛苦，她把怨氣全往我身上噴，那是應該，活該！
女人一旦火上七竅是不容易熄滅的。我明知勸說無效，但又不能不理不睬，實在束手無策，我只能應付著說：“算了吧，夜很深了，別吵了左鄰右舍，我們也睡吧。”她仍坐著不動，嘴裡仍哭罵不止。
我原本也是個性情暴躁的人。面對怒火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