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京均與洋人達成了極苛刻的協議，我也一概不理。
安徽原來的關稅很少，每年也就十幾萬。革命後，我大量進口各種裝置，關稅猛漲到幾千萬，英國人眼紅死了。我當然不會給。我先是討論原來關稅的使用問題，然後，乾脆在議會透過決議，否決了一切使用安徽關稅的協約，決定安徽關稅全額用於安徽義務教育——俺們也是民選政府，俺也沒有辦法，我像美國人一樣聳聳肩膀——反正，歐洲局勢緊張，誰也不能派大軍過來。加之，我聘請了德國人和美國人作為海關監督，幫助制定海關制度，開辦海關學校，培養海關工作人員——我聘請的人員，是為我工作，沒有人事任免權，如果讓我不滿意，就讓他走人。當然，他行使正常權力，我也不會干涉。
聯省的遠洋運輸船隻，都是外國——主要是美國的，所以，英國人一時間，也拿我沒有辦法。再後來，為了爭奪關稅，我把厘金定為2％，華洋皆可辦理子口稅的三聯單。
厘金產生於太平天國運動，當時，清政府為了籌集軍餉，而增加的稅收。不僅名目繁多，而且重複徵稅。後來，各國與清約定：使洋商洋貨僅繳納2。5％的子口稅，以頂厘金。這樣一來，洋商洋貨交稅少，自然大行其道了。我降低稅收，就是為了提高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同時，也增加我的稅收。
隨著安徽各碼頭，鐵路的建成通車，安徽增加了馬鞍山、銅陵兩處海關。因為可以少繳納千分之五的稅，不僅華商願意經安徽出入關，連不少外國公司也願意由此出入境。隨後，就出現了日本軍艦和英國軍艦撞沉中國輪船的事件。接下來，就是‘二次革命’，我一舉囊括山東、江蘇、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七省，英國人便不再與我討論海關問題了。待青島戰爭後，就是我與英國人討論海關問題。
歐戰開始後，德國人全面退出，我的海關監督主要是美國人。我控制的海關也增加了青島、蘇州（新）、泉州（新）和三都澳（新）。三都澳原本設有福海關，但控制在英國人的手裡。於是我新建擴建了碼頭，正式成立了三都澳海關。
＇注＇為了協調海關稅收，1915年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聯省、美國、英國為主的海關委員會，作用類似聯合國，勾通作用多於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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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的講述，也到了尾聲，“……這樣一來，各國無從結成同盟，也就沒有辦法封鎖我國。關稅問題的主動權，也就掌握在我們手裡。
至於其它方面的問題，與這些相比，都是各國單獨約定。在目前的形勢下，廢除不會很困難。
……”
日本政府決策不快，執行卻很迅速。
10月初，繼美國之後，日本也與中國開始談判。雖然幾方面都沒有張揚，卻也沒有下力氣在保密上。也就是說，防君子不防小人，中美、中日談判的事情，很快洩露了。
英國公使朱爾典知道情況後，很是不滿意。在與芮恩施商談無果後，便發電回國，請求國內支援。英國方面自然會努力對美國施加影響。作為同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美國多少也要注意盟友的感受。然後，芮恩施就接到了含義不明的一封電文。電文的內容很簡單，大意是說，‘門戶開放’是美國的基本政策，同時催促他加緊與中方的談判。
於是，芮恩施在談判中又加入了‘門戶開放’。當然，芮恩施也表示，仍然支援中方關稅自主。並且，願意就領事裁判權、租界等一系列問題，與中方展開談判。顧維鈞就心領神會的把‘門戶開放’含糊不清的放在一邊，便不理會了。想想也是，美國在力所不能及的時候，提出了‘門戶開放’。現在，美國有機會獨佔中國市場，怎麼會被這束縛住手腳。在牽涉到利益的時候，美國人只有一個標準——“利益”。
至於日本方面，日置益則回答說，目前正在商談如何處理“安東事件”。值得一提的是，中方的談判代表是唐紹儀，黃庭芳作為助手參加談判。
唐紹儀是民國第一任總理，與袁世凱本是好友。但唐紹儀相信民主，更注重國家利益，真心與國民黨合作，無一不犯袁的忌諱。只當了三個月總理，就辭職了。隨後幾年，歷經1913年內戰，1914年青島衝突，對國民革命黨也心灰意冷，便待在上海想經商。那時候，我正好對顧維鈞不滿，又深知唐紹儀的能力，便邀請他作為外交司副司長。人要是當慣了官，不當官，他就難受。聯省的政策，也很合其心意，唐紹儀稍為考慮，就答應了。
黃庭芳則是聯省駐日本的商務代辦，乾的很不錯。前一陣，我預備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