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捉住球，誰投籃。不管誰，投了一次籃緊接著又拿到球的時候，就傳給另外一個人——他們都是高中生了，已經懂得規矩和禮貌。
少平看見紅梅投了一次籃後，球又一次回到她手裡。看她準備給別人傳時，少平就在她後邊說：“給我一個！”
紅梅不會沒有聽見他說話，但她沒有理他，甚至連頭也沒有回，把球傳給了另外一邊的班長顧養民。
本來少平已經伸出了手，但卻又不得不尷尬地把手縮回來。剎那間，他感到渾身的血都向臉上湧來，眼睛也好象蒙上了一層灰霧，遠遠近近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轉身走開，金波給他把球傳過來。他勉強把球逮住，又胳膊軟綿綿地把球還給金波，一個人轉身出了學校操場。
他出了操場，又毫無目的地出了校門，昏昏然然來到街道上，最後又糊里糊塗轉到了縣城外邊的河灘裡……他立在黃昏中的河邊，目光呆滯地望著似乎不再流動的水，感覺到腦子裡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內的一切，暫時都是模糊的——就象他莫名其妙地來到這河邊一樣。
在慢慢恢復了思考能力的時候，他先在心裡說：我這才知道紅梅為什麼不理我了！她顯然已經和顧養民好了……紅梅和顧養民是什麼時間裡好的？在上個學期結束的時候，她還給他的《創業史》裡夾了幾塊白麵餅，使他激動得熱淚盈眶……假期裡，紅梅回了農村，而顧養民的家在城裡，不可能在這期間……那麼，就在這下半年開學的幾個星期裡，她就和他相好了嗎？孫少平只能這樣判斷……他的判斷是對的。郝紅梅正是在這幾個星期裡，和顧養民好起來了。
這個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從小在擔驚受怕中長大。她小的時候，她爺還活著，戴個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裡抬不起頭。她剛上小學的第二年，文化革命開始了，村裡的貧下中農造反隊，打著紅旗，扛著钁頭，一夜之間，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廢墟。貧下中農企圖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銀財寶和“變天帳”，結果除刨出一個當年按土神時埋下的空瓦罐外，什麼也沒有搜尋到。但他們已經沒家了，只能在旁邊一個原來喂牲口的草棚裡棲身。她爺在當年就死了。但她爺的地主帽子並沒有埋進他的墳墓，而作為主要的遺產留給了父親和她。她父親是地主的兒子，她是地主的孫子。在現在的概念中，這和地主本人並沒多大的差別。
就是揹著這樣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會的白眼和歧視中，好不容易熬到了縣高中。由於她在這樣的境況中長大，小時候就學得很乖巧，在村裡尊大尊小，叔叔嬸嬸不離口，因此在貧下中農推薦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時，村裡人都沒有卡她。至於她家的光景，當然已經破落的一塌糊塗。唯一能說明過去發達的跡象，就是一張折了一條腿的破太師椅。現在一家幾口人，只能靠父親一個人的工分來養活。遇個災荒年，國家發下來的救濟款和救濟糧，不用說他們家也沾不上一點邊；全家人只好飢一頓餓一頓湊合著過日子。一家人多少年來都把希望寄託在她身上，盼她能給這個敗落的家庭帶來一絲光明；因此不管家裡窮到什麼程度，父母親也咬著牙堅持供她上學……
郝紅梅很早就認識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對一家人負有的使命。嚴酷的生活使她過早地成熟起來。她表面上看來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計。
起先，她和孫少平一樣，因為自己家庭貧困，覺得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點的飯，頓頓都是黑高粱面饃。女孩子愛面子，她不願在大庭廣眾面前領自己那份不光彩的乾糧，頓頓飯都是等別人吃完後她才去。
但她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個人的情況和她完全一樣。她於是很自然地對這個叫孫少平的男生產生了一種同病相憐的感情。
郝紅梅由於自己坎坷的生活經歷，實際上已經懂得了許多成年人的事——包括愛情和婚姻。但她和孫少平開始的交往中，還沒有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盤算：她家成份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尋個好人家，找個有錢男人，將來好改變自己家庭的命運。父母親把全家未來的希望都寄託在她身上，但她自己明白，一個女孩子，成份又不好，上學只能到高中就到頭了，畢了業還得回鄉勞動——至於將來推薦上大學，她家的成份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尋個好婆家，好物件，才有可能改變她和全家人的狀況——這也許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說來，她自己現在窮成這個樣子，怎麼可能把命運交給一個和她同樣窮的男人呢？
因此，她和孫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種憐憫——憐憫別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