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哲學資源。這不僅使此時的神學論爭在經院哲學的層面上進行，更透過不斷地論爭使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體系成為天主教的正統神學代表。
亞理士多德指出：“對生物來說，存在就是生命。”這就促使託巴斯·阿奎那提出這樣的看法：“由此可知，在存在是萬物的屬性這種意義上，上帝是存在”，具體而言，也就是“一切創造的原因，儘管有各不相同的結果，卻有一種共同的結果即存在。因此必定有一種最高的原因，受造的原因只是藉助於這種最高的原因才使得事物存在，存在是這種最高原因的特有結果。因此可以說，存在本身就是上帝的實體或本性。”這樣，上帝作為原初存在的最高原因，它就是實體性的存在，它就是本質性的存在，要言之，上帝就是存在，一切受造之物不過是這一存在的個體形式。
於是，托馬斯·阿奎那不僅以此為基礎進行關於上帝存在的5項具體證明，更由此而推匯出神學是最高的“科學”，其他任何科學都是它的個別性體現，這是因為任何有限事物的存在都是來自於上帝的無限存在，而上帝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根。如果排除托馬斯·阿奎那這一論證的宗教絕對性，就可以看到他對於上帝存在的證明，已經由不證自明的自在本體論證，向著最高原因的宇宙論及規律秩序的目的論的論證發展，使關於上帝存在的討論出現了更多的可能，從而也就在客觀上為哲學家進行神學命題的哲學論證開闢了道路。
正是哲學家康德，在對於從聖奧古斯丁到托馬斯·阿奎那已經出現的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宇宙論、目的論這三種傳統論證方式進行徹底否認之後，同時又指出，否定這些論證方式並不意味著也否認了上帝存在這一命題。因而康德在實踐理性的基礎上提出必須對上帝存在進行道德論的論證，也就是根據人類倫理生活的需要，應該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之下，來保證善與幸福的最終統一：“只有對於我們的義務和理性以及在這義務中確立的終極目標的認識，才有可能明確無疑地產生出上帝的概念；因此，這一概念其淵源上是和我們對這一存在的義務不可分離的。”
在這裡，“我們的義務”就是我們對於生命存在應該承擔起來的責任，對於這一存在責任的理性認識，自然會走向對於生命存在的終極目標的不斷把握，在建立起關於終極目標的認識體系的同時，上帝將做為最基本的概念，來體現生命存在的最高精神。有沒有這樣的最高精神，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絕對重要的，因而對於上帝存在的堅信將是人類的善與幸福達到統一的精神前提。這樣，上帝存在也就成為追求人類精神境界自我超越的信仰象徵，於是，上帝在我們心中的個人言說，無疑表明上帝存在的命題，更是一個上帝將以什麼樣的信仰形態，來存在於我們心中的人類精神問題。
從公元18世紀到公元19世紀，正是在康德關於上帝存在的道德論論證的基礎上，尼采高喊“上帝死了！”這是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對於“上帝死了”這一呼喊的最強音，以堅決否認作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上帝父親那最高意志與絕對權威對於人類的負面影響：“基督教被稱為憐憫的宗教。憐憫與促進感受生活能量的那種滋補性情感正好對立：它具有一種壓抑性的作用。凡憐憫者，力量皆失。”儘管可以說這是尼采為了宣揚超人出現的必要性而進行的論證，因為“從整體上看，憐憫違背進化法則，這就是淘汰法則”，而“身心皆弱者將被淘汰，這是我們的慈善的第一原則”。但是，為了使人類正常生存在對善與幸福的追求之中並達到最終的統一，不能不承認在人類社會的文化發展中，每一個人最需要的不是扮演生活中的弱者而獲取憐憫，這的確會導致對於人性正常發展的壓抑；恰恰相反的是，應該激發起強者般的奮鬥意識，或者如尼采所說的“強力意志”，以提高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活力，來充分擴張自我創造的能力，在個人得到全面發展的同時，也促進社會的發展。從這樣的意義上來看，可以說我們心中的上帝就是我們自己！
這是因為我們不僅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且更有著“上帝的樣式”那樣的對精神境界不斷昇華的追求。如果說托馬斯·阿奎那當年曾認為只有在對上帝“外加的恩賜”的蒙受之中，人才可能永生的話，那麼，在鼓吹“非宗教化的基督教”的20世紀，在“神死神學”出現後的個人信仰自主選擇的浪潮之中，每一個人都將在“上帝死後”來重新進行自己所認可的上帝的塑造。這樣，當每一個人在塑造自己的上帝的過程之中，實際上也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我就是我的上帝！我們就是我們的上帝！！
圖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