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的範圍，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他的選民，從而使這位像人子的與《聖經·新約》之中的基督耶穌之間的距離比較接近。
在這樣的前提下，確實可以說在《但以理書》裡面出現的“像人子的”的形象，已經成為從人子到基督這一《聖經》轉換過程之中的中介性形象，顯示出民族宗教向著世界宗教過渡的發生。同樣的超越自然也會出現在關於教義的述說之中：“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智慧的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道永永遠遠。”這就是關於從復活到最後審判的初次述說，而這種述說顯然是對於《傳道書》之中所總括的進行了擴張：“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的本分。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必須指出的是，《但以理書》對於《傳道書》進行的文字擴張，不僅在於繼續強調對於神的群體性敬畏，其目的是為了使眾人遵守律法，並且以神的懲罰來做為對於善惡的裁決；更在於特別要求對於神的堅信，以此來作為個體性獲救的契機，因而人與神之間的交流，也就儘量減少了中介性的環節與層次，出現了超越先知而趨向基督的形象轉換。因而，“像人子的”這一救世主形象的全部意義也就是：標誌著從民族復活到個人獲救的過渡，預告著一個從先知到基督的世界宗教時代的到來。
以但以理為代表的四大先知進行的有關人的拯救，特別是對於救世主降臨的預言，直接在“四福音書”之中的第一福音書《馬可福音》裡面得到了綜合性的表達，集中在基督耶穌殉難前的那一天，也就是星期四那天，基督耶穌與門徒的交談中。基督耶穌首先指出，正如聖殿將毀壞一樣，世界末日也一定會到來；其次提出有許多假冒的基督會出現，因而將發生一連串空前絕後的災難；最後是人子會降臨，而虔誠者將獲救。
這樣，基督耶穌實際上在暗示自己即將殉難的同時，又在預告一個嶄新時代的即將到來：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振動。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總而言之，就在這樣短暫的一代人生存的時間內，每一個人都將得到獲救的機會，因為“人子近了”。
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在《聖經·舊約》與《聖經·新約》之間有著文字影響的直接關係，並且正是因為存在著這種關係，才使《聖經·舊約》這一民族宗教經典得以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之下進入世界宗教的典籍之中；而且還可以看到《聖經·新約》對於《聖經·舊約》從宗教形象到宗教教義的全面超越，正是由於這一超越的出現，才有可能使《聖經·新約》在《聖經》之中佔據核心的地位，成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傳教福音。這一由民族宗教向著世界宗教轉型的程序，也正是從先知到基督的宗教形象替換的過程。Ⅷ。38 另一個預言家
對於預言與預言家的分類，也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由具有宗教色彩的預言與預言家，同具有世俗色彩的預言與預言家所構成的兩極。宗教預言的根本在於它是宗教教義的一種表達方式，宗教預言家實際上是透過宗教預言的這一方式，來述說基於宗教信仰之上的現實追求與未來理想；而世俗預言的基點則在於它是人生思考的一種表現形式，世俗預言家事實上是憑藉世俗預言的這一形式，來促成從思想體系出發的當下擴張與今後影響。
正是在預言如何言說這一點上，宗教預言家與世俗預言家之間存在著相通之處，因而兩者可以相提並論；正是在預言將言說些什麼這一點上，宗教預言家與世俗預言家之間具有著相異之處，因而兩者不能視為同儕，從而使宗教預言與世俗預言出現了本質上的差別。這就是宗教預言所表達的是神之道，體現出由上而下的垂直型傳播特徵，是神與人透過預言家作為中介來進行交流，人別無選擇；而世俗預言所傳播的則是人之道，表現出由此及彼的水平型傳播特徵，是人與人以預言為中介來實現交流，人可以拒絕。
如果隨著宗教組織的世俗化，宗教信仰成為某一宗教神學在社會意識形態之中具有絕對權威的體現，那麼，宗教預言與世俗預言也就會趨於重合，而宗教預言家也就成為了世俗預言家。如果隨著世俗生活的宗教化，思想體系成為某一思想理論在社會意識形態之中佔據絕